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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曾有的帝國都崩潰了。如果我們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我們也會崩潰。希望這本書能喚醒一部分美國輿論的良知。
新世界史觀、金融霸權與大國興衰
韓毓海：新世界史觀、金融霸權與大國興衰
原載《第一財經日報》2007年5月1日
地緣政治與社會組織創新
電視系列節目《大國崛起》引起了深刻反響，也帶出了一系列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只是作為一個觀眾或者局外人談一點意見，希望專家批評指教。
首先，這種反響顯示了當今中國觀眾對於世界史知識的渴求，也顯示了當代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這些年所取得的紮紮實實的成績（儘管這種成就在電視片中所呈現出來的還非常有限），而在它背後，我們更應該看到的，則是世界史領域長期研究的積累，是該學科本身革命性的轉化，甚至是一場悄然而深刻的史學革命。我希望這種學術轉化，能夠促進當今中國人的“世界觀”和觀察、理解世界歷史方式的真正變化，而切不要簡單地將它理解為中國崛起的“宣言”，更不能錯誤地將它理解為《###》的當代版。
這種世界史觀首先告訴我們的其實就是：世界上並沒有一條“普遍的”現代化道路，更沒有一條所謂“三百年來共同的人類道路”。從而，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靠複製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發展道路而取得成功。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去模仿和複製別人，而是必須去尋找一條中國道路。而中國能否取得成功，也端賴於能否開創出這樣一條適合中國國情、有利於世界發展的道路
進一步說，在這樣的世界視野中，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興起，首先是與它在全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有關，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之地利，也就是指某一國家、地區在全球結構運動中所處的特殊的戰略位置，我們要了解一個國家興起的歷史，首先就要把地理與歷史結合起來，把空間和時間結合起來，或者說，構成歷史時間的，首先應該是“地理時間”：例如15、16世紀的地中海世界，17世紀的波羅的海世界，18、19世紀的大西洋－印度洋世界，20世紀的“新大陸”世界。500年來如許世界霸主升起而又衰落，它們所以興起的原因，首先在於極大地利用了自身所處的獨一無二的戰略位置，而其衰落，則是受到這種位置變化造成的侷限。
除了“地理時間”這個關鍵因素外，這種新的世界史觀，與當代中國流行的以政治、文化、學說乃至道德說教來闡釋歷史的潮流還有截然不同的第二點，這就是：它特別強調社會組織形式的創新，以及這種社會組織創新在經濟領域中的體現，特別調這種社會組織創新，在一個國家興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國家支援的海盜組織之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公司”及合夥人制度與荷蘭，股票社會與英國，“會社”組織與日本，福特生產方式與美國，如此等等。這種視野意味著：只有找到了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凝聚方式，只有完成這種社會組織模式的創新，並將其成功地運用於獲取經濟福利，才能凝聚社會，從而為自身的發展夯實基礎，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新的世界史觀，確實為我們思考“和諧社會”的命題，提供了深刻的視角。
總之，立足於世界結構歷史運動中的地緣戰略，深入思考社會組織創新的各種形式，這是新世界史觀最突出的兩個方面。正是這兩個方面，使得新世界史觀不同於流行於《百家講壇》以人物和事件為核心敘述歷史的、生動有趣的評書聯播，更不同於那種張口西方文化（文明），閉口自由思潮的意識形態宣傳，與其說這是中國崛起的宣言，不如說這是中國心平氣和對待世界和自己的姿態的開始，而我認為這一點，是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的，也是首先必須強調指出的。
另外，我想簡單交待一下我對這一新世界史觀得以產生的學術背景的瞭解。世界史研究在中國本非“顯學”，在上世紀80年代初，象其他學科一樣，中國的世界史學科也面臨著巨大、艱苦而漫長的學科轉化，比如從亞非拉研究，轉向歐美史的研究。而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法國“年鑑史學派”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被系統而紮實地介紹到中國，也是這種介紹和磨合，為今天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繁榮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例如，早在1984年的《關於開創現代歷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中，北京大學歷史系羅榮渠教授就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年鑑學派的主要觀點，並促成年鑑學派的第三代學者沃勒斯坦於1987年訪問北大，而當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