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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意識到艾奇遜的失誤，遂邀請他到東京作為尊貴客人訪問，但艾氏拒絕了，說是忙碌。但艾氏卻在這期間到歐洲去了11次！
汪敬煦對此也深有感觸，他說，抗戰勝利後，美國對我們是有援助，但美國每次援助，後面都拴個小繩子（有附帶條件）。聽我的，我就給你，不聽就不給。因此美援到最後把所有國家都得罪了，所以人家說美國人做朋友很困難，做敵人很容易。
蔣先生的戰略用心
曹聚仁以為，蔣先生的性格造成幕僚發揮的難度。中日大戰前夕，胡適從廬山談話會回來，就說，蔣先生心目中，我們這些大學教授，就等於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頭腦中，除了聽他話的，就不會有敢於自作主張的人（曹聚仁《採訪外記》86頁）。
何應欽的態度，比較好一點；陳誠的態度，跟老頭子差不多，也可說更壞一點。
顧祝同本來也不懂得招待記者，後來馬樹理替他辦報，宦鄉做他的政治顧問，他的修養才逐漸好起來。
蔣先生一直玩弄權力，存著天無二日的心理。西安事變時，他對端納說，張學良不擇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談判。端納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時常關起了別人，才和他們談判的嗎（曹聚仁《採訪外記》87頁）。
這些敘說或評論，大多是些漫畫式的勾勒，並不具有恰切的說服力。
蔣先生當年的戰略，逼迫日本將南北攻擊態勢改為由東向西的進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