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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敘說或評論，大多是些漫畫式的勾勒，並不具有恰切的說服力。
蔣先生當年的戰略，逼迫日本將南北攻擊態勢改為由東向西的進攻，今日回頭觀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人一籌，他是把政略、戰略、戰術結合到最佳的一個人。傑出如蔣百里，大戰略思路極為清晰，實戰卻不見佳，如其襄助吳佩孚期間，差不多就是縮手縮腳。
蔣緯國說老蔣先生的戰略是改變日軍進攻方向，因此他必須培植大量品種齊全的部隊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以作反攻或決戰之用。
所以，胡宗南在西北，雖名為戰區副司令長官，實際上他的職權較正職朱紹良還大。新疆以及西北馬家部隊（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也受他的節制。在他的副司令長官部，設有參謀處、情報處、軍務處、副官處、經理處、人事處、軍醫處、軍法處、軍械處、機要處等處。所轄正規部隊，有李延年（後李文）、陶峙嶽、範漢傑、李鐵軍等人的集團軍；另有直屬軍、師及特種部隊序列的炮兵、工兵、騎兵、裝甲兵、通訊、汽車等特種兵旅、團。可見其綜合勢力的龐大，均非別處所可比擬。
那時候，胡部的一般編制是：集團軍轄三個軍，軍轄三個師，師轄三個步兵團。軍又有炮兵團、輜重兵團、工兵營、通訊營；搜尋營、特務營等直屬部隊。
蔣先生的修養和他早年粵軍時代的幕僚生涯有關。他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講述，建軍事業要從頭做起，特別強調他久經戰火洗練的治軍經驗：
戰爭的遂行，鬚髮揮活的精神力，因為戰力是質量與衝力的乘積。精神力，等於衝力、動力和活力，表現在物質上面，使人的衝力、動力、活力足以擴張物質的質量、動量、速度和強度，而成為雷霆萬鈞銳不可當的打擊力。所以我們可以說，戰力（打擊力）是等於物的質量與人的精神力（衝力）的乘積。
他強調組織與思維訓練，因為組織力就是思維力的體現。責任制度的基本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人人負責、事事有成。責任制度的本質——建立考核的考核…… 。。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一（12）
他以為現代化的軍隊，必先要有現代化的軍人——經過了現代教育、訓練、組織、規律的修養造就，為現代化軍隊的第一要務。簡言之，亦就是要先有現代化的軍人，才能組成一個現代化的軍隊。
而他對日本維新與中國洋務運動的比較，更見出他的眼光確有過人之處。
蔣先生推崇日本倡導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說他建立軍制依託新的憲政。他批評同時的李鴻章著眼點的低下。因為前者重在建國建軍久遠的規模——政治、憲法、經濟、社會的組織，軍事的制度，以及科學的精神和方法，故其根基頗為深厚。而相反的，晚清的李鴻章則是深植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始終只知道西方國家“大炮之精純，子彈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以為“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而對於立國建軍的大政方針，和學術文化的根本之圖，尤其科學的基本精神，則不聞不問，因此他主持洋務幾十年，亦僅止於聘請顧問，訓練洋槍，抽收關稅厘金，設立機器製造局、造船廠、招商局、礦務局，求其“船堅炮利”。
《柏文蔚自傳》敘寫中原大戰前張學良舉足輕重的地位，馮玉祥、閻錫山軍將發動，蔣先生派張群做張學良工作。張群從上海動身，行前在上海珠寶店購買大批鑽戒寶石，並帶大批舞女同到瀋陽，連張學良左右的男女傭人都送禮物，天天引誘張學良跳舞，把張包圍了。
其實設若這樣就能免除戰火，那也是一種很不錯的隱形戰，求之不可得啊。
像柏文蔚所講述的蔣先生這類小智謀，行雲流水般靈機一動，至辦成大事的，也不在少。而他在萬般艱困中，竟將日本的侵略態勢——從北到南進攻的如意算盤，壓制成從東向西有利我方的情形，則是難能可貴的大韜略的顯現了。
兵兇戰危，戰爭的結果，是毀滅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淺……所以在準備戰爭的時候，一方面是避免戰爭，一方面是在萬不得已非戰不可的情況下，必須贏得戰爭，尤其要讓敵人知道要麼就不打，一旦開戰，敵人一定會輸，這樣敵人也就不敢打了，這也就是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蔣緯國說，國家頂峰階層考慮戰爭指導，一定是避免戰爭。除非到了因為避免戰爭反而產生對國家的更大危害的時候，才決定不如一戰，因為長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