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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先生當張靜江面稱其文婉曲顯豁，善於達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組織。他看到那些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對於局勢的變異，他看清是非，但沒有勇氣力爭力諫，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他的自殺，乃是幕僚作業最沉重傷懷的一筆。
悲涼結局和晚年心境
張治中也曾在侍從室工作，他將陳布雷視為最好的文學老師。基於同事之誼，他在生活上也很愛護陳先生，陳先生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是典型的苦行僧，至於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認識。所以，張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後頭，逗他的興趣，以此法減輕他的苦惱，使之笑靨常開。張治中說，記得有一次在成都，與他同住一個地方，有一天上午，沒有什麼事，張氏笑著對他說，帶你去調整調整！佈雷說，大哥（他老是這樣稱呼我，實則我們是同年，我不過比他大幾個月），我們到哪裡去？我說，你跟我走好了。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國，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說，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 《張治中*？一個文人》）。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6）
佈雷先生自來體弱多病，常常要藉助安眠藥才得以休息。結下終身文字之緣，生活清苦自勵。他晚年答記者：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在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無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間，日本戰機大肆轟炸陪都重慶，採用輪番式的疲勞轟炸，試圖從靈肉兩面摧毀中國人的意志。佈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內完成，體力漸感不支。初夏時節抵老鷹巖村舍休養，山居期間仍修改講詞，稍暇則讀陸放翁之《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及陳後山詩等。6月間撰寫*。7月24日敵機猛炸重慶，敵人廣播，造謠說陳布雷被炸斃。是年10月，自稱：“餘近來之身體精神大半視睡眠充足與否為轉移，然長服安眠藥則影響腸胃，不服則睡眠不佳，誠無可奈何之矛盾現象也。”
他最後的幕僚作業，竟是尸諫！
徐蚌敗局已定之際，他到上海召集報界巨頭會議，他向友人說起蔣介石怪他精神頹唐。而在他的心裡，也在思考，心中陰影厚積：此時的蔣先生和北伐期間的奮進有為判若兩人。
他多年的貼身副官陶永標回憶說：
有一次，陳布雷同蔣介石密談至深夜，事後蔣送他步出總統府大門，我從侍衛室出來跟隨在後，聽見蔣介石對陳布雷講的幾句話，內容大意為：“目前戰局確是不利，國民黨可能被打敗，但不會被消滅，布公不必如此悲觀。”“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談判也保不住國民黨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們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其後陶永標發現陳布雷的臉色很難看，回到寓所還自言自語嘆道：“成敗在天，成敗在天！”一連數天抑鬱不歡。
蔣先生對文官、武官態度淵然有別，對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禮遇有加，對學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報張季鸞起先的地位並不很高，得蔣先生提攜，遂居重要影響之地位，而《大公報》的業務開展也盛極一時。對張季鸞是這樣，對程滄波、胡健中、潘公展、黃少谷諸位，他也很周到。對於陳布雷，蔣氏始終尊稱佈雷先生。
他幾乎沒有什麼應酬。他謹慎甚至拘謹的作風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務，有時他會好幾天不下樓。陶希聖認為：“在委員長的跟前，許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變質了。佈雷先生則不然，他是一位報人，報人有廣闊的視線，客觀的思考，精確的批判，適於幕府的要求。佈雷先生替委員長襄理機要，卻始終保留一個報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樞而對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員長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飽含了非同尋常的劇痛的心靈矛盾，他的文人學者本色，已經一壓再壓，臨了批判的精神在尋找最後的出口。
精神的打擊，加重弱軀病體的負荷；羸弱的肉體，更無法承受自尊心的頻受撞擊。於是形成惡性迴圈。
遺書重點，一是毫無價值的一生，二是書生無用，回首履歷，深覺有違初衷。其間“目暏耳聞，飽受刺激”乃是聚焦之點，讀之悚然，如冷水澆背，當頭棒喝。
佈雷先生自裁前，已無計可施。計早出盡，有的不聽；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無效。至此則身頹而心如死灰，故無計可施。他本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廣眾中，總是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