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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成《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演辭。張季鸞說此文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兩天後正式播發。1939年春,他常住重慶,還是為蔣撰寫文字。他平生為蔣先生作文,以這個時段最多最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式》等文,都在此時寫成。他自謂精神尚佳,動筆很覺順暢。
幕僚作業的辯證
據楊樹標《名豈文章著》統計,抗戰期間,以蔣先生名義發表的文章共有657篇,包括演講403篇、書告82篇、文錄9篇、別錄115篇、談話46篇。其中大半都是陳布雷親筆撰述,文章主題均包含抗日鋒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國軍民犧牲奮鬥,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後勝利日益接近;我國抗戰,目的一天不達,抗戰一天不停;全國軍民對於抗戰皆有應盡之責,必須謹守崗位,貢獻力量;全國軍民要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以血肉的代價,來換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狀態下,一般文章,真可說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這樣的時候,所作文章文氣充沛,通體不懈,彷彿象徵抗戰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壓力增大,或失眠或頭疼,則往往文氣不接,這樣修改的時間就大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軍將士書》,因腦力不濟,前後費時16小時乃得完成。這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時段要完成的作品達六七件。
佈雷先生做人低調超乎尋常,而其內心,對於文章之道,則頗為自負。《大公報》在張季鸞去世後,由王芸生主筆政,王氏為人為文俱躁進張狂,言論偏頗一洩如注,佈雷先生見此大為嘆息,一次忍不住對報界的同仁胡健中說,“我如果年輕10歲,我就再下海做新聞記者,和他們周旋;也不應該讓他們這般人如此猖獗!他講了一句歷史上的話,好像是晉朝王敦說的:世無英雄,遂令孺子成名!”(胡健中《我與佈雷先生的交往》)。 最好的txt下載網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5)
他對自己的文章極為自負,當時蔣先生的文告十之*皆出其手,蔣先生有時把他的文章改動幾處、他覺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樞的一位侍從秘書竟擅自改動了他的文章,他一連失眠了好幾夜,很不平地對胡健中說:“你看,某人現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陳布雷是文化、新聞總指導,宣傳方面負全責。報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導。
曹聚仁說,吳稚暉、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陳布雷、潘公展、程滄波等人,都是以新聞事業為敲門磚,進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場,就阿附權勢以取容了。
這個判斷,似是而非。其實這些人大半主業為革命,新聞事業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應手的利器。
北伐期間,風頭最健的媒體,是他從業的《商報》。從此受知於蔣,邀到南昌參與戎幕。一如汪康年為張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間青年,或者無根遊談,將其定位於軍機大臣,乃是見風是雨的誇張猜度。
他的幕僚作業更多的成分,是文學侍從之臣。他負責起草文稿和文告,當中就會有次一級的政策擬定。內容雖授意於蔣,但也滲入個人意見,雖不全是言聽計從,但也多有采納。
《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代蔣先生就西安事變所做的總結。期間也有對南昌行營已來的局勢、他的作為所做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說:“幸賴主義之照臨、同志之用命,曾不數月,湘、鄂、贛、閩全告復,此非中正所敢貪天之功,實中央執委會付託之專,用能集中號令,團結內部,不虞牽制,以克奏斯績也。何圖……奉鮑羅廷之發縱指示,造作種種蜚語,提出軍閥、*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為中正有企圖軍閥及個人*之傾向。”大概算得是一種背景的說明。
王芸生《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嘗以為,陳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報》的主筆,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覺得陳布雷是一個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個可悲的新聞記者,“蔣的頭巾氣,不能不說是出於陳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識中何嘗有什麼禮義廉恥?標榜四維八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宋元學案的擺設,都是受了陳布雷的影響”(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23期)。
王氏此說不當,蓋本末倒置。蔣先生在賞識陳布雷之前,已經具備相當的傳統文化修養,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賞而看中陳布雷。1927年9月中旬在杭州,陳布雷和他的大哥陳屺懷拜會蔣先生於煙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