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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尚未很熟悉，馬上就起程了，因為蔣先生到貴陽督促與紅軍決戰。5月初，他和陳誠、吳稚暉同機飛築（貴陽），在此撰寫《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他在貴陽很忙碌，至於重慶大本營的參謀事務，乃由楊永泰代理。他還和吳稚暉到了修文縣，瞻仰王文成公（王陽明）祠。龍風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這裡珍貴文物極多，祠堂四面遊廊相連，左右牆壁嵌有陽明書法石刻及陽明燕服線畫小像，以及錢大昕、袁枚、翁方綱、成親王、阮元、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清代學者多人的考證、題詠和遊覽祠堂的詩文石刻共數十方，俱為不可多得的碑刻精華。
貴陽居停半月，馬上轉赴昆明，住在翠湖邊上。他很喜歡這裡的氣候，彷彿高原江南，覺得大勝貴陽。曾到昆華圖書館看書、到安寧溫泉沐浴，並隨蔣先生遊覽滇池。這期間，他見到了雲南人袁嘉穀——就是超越張一麐被點經濟特科狀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學使，與陳布雷有師生之誼。相見甚歡，袁先生給他介紹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覺是，這些人的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這期間，蔣介石帶著龍雲，坐飛機至川康一帶的會理、西昌，向四川地方軍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狀等。龍雲回來向陳布雷說，他是第一次坐飛機，在機中與蔣談話，益覺西南國防之重要。
然後，他和吳稚暉轉往箇舊、開遠遊覽。這兩個城市，今均屬於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轄區。那是6月份，因海拔低，已經很炎熱了。
回到重慶，馬上又轉赴成都。那時候，行政機構和人事糾紛中，矛盾多多，陳布雷所做的，就是勸大家互相體諒、信任，“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7月份，隨蔣到峨眉山開辦訓練團。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關國防之財政經濟之方案。8月，經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間為憲法起草事，訪問黃郛於莫干山中。
該年年底，蔣介石在國代會所作有名的報告，就由佈雷先生起草，傳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張恨水先生在重慶《新民報》持續七年的抗戰隨筆時評專欄“最後關頭”，即典出於此。大會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寫提綱，佈雷連綴成文，修改三次，費時二十餘個小時。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4）
1936年侍從室在南京中央軍校內撥得固定辦公地址。他仍為二處主任，每天都要固定辦公六七個小時，這時他對第五組的秘書頗有意見，乃因各個秘書不明職務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調查某些機關狀況或據坊間傳聞攻訐主管人員，或亂上條陳，陳布雷公開給他們說過多次，仍然積習難改。此事使他煩悶不安。
西安事變前他從洛陽回南京，未跟蔣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蔣介石對他說，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如有必要，當電召西來，否則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變發生，南京一時間風傳甚多。各要員乃群集何應欽家中商議。從此半個月中，陳布雷處於彷徨焦慮、繁忙痛苦的難言狀態，精神上可說是六神無主。同去的幕僚人員情形危殆，蕭贊育作為幕僚隨之前往，他說那次一同去的秘書人員，還有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蕭乃華則死在事變之中。事後據當時目擊者蕭自誠說，叛軍叫門，持槍突入，氣勢洶洶，蕭乃華匆忙中拿槍在手，準備對抗，卒被射殺。
他在這焦慮的狀態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聯名勸誡張學良；代黃埔軍人草擬警告電，協助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圍攻張學良；安慰宋美齡等等。蔣介石獲釋後，他到機場迎接，蔣先生給他一個草稿，他僅用兩個多小時即撰成，即有名的《對張、楊之訓詞》。這段時間他在侍從室辦公時間，則從清晨延長至深夜。
抗戰軍興，1938年底，蔣先生到廣西設定桂林行營，佈雷隨之。閒暇時蔣先生找他談論。其中，蔣介石對日本的大東亞共同體及連環互助論尤其深惡痛絕，說是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命運於永久，比軍事佔領還要可怕，萬不可中其奸計，因此也要作精神鬥爭。向陳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記錄要點，準備撰一長文。12月26日，他以一天的時間，為蔣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