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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鳥啼聲教給自己的雛鳥，這樣，這些聲音就代代遺傳下去了。權威們認為，不同地方的同種鳥的鳥啼聲中，有細微的自然差別，這種差別可以比作各個地方的方言的差別，而雖然不是同種但有親緣關係的鳥的啼聲，則可以比作各個不同人種的語言。”關於清晰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問題，達爾文又引用權威人士的話，他認為語言的起源，無疑都是藉助於符號和手勢，模仿並改變了各種自然聲音，模仿並改變其他動物的聲音和人本身的本能叫喊聲結果。各種語言不是單獨的創造行為創造出來的，語言的根源同社會的動物發出的訊號和聲音沒有區別。毫無疑問，達爾文語言的這一章節，也駁斥了華萊士。
達爾文也反駁了這樣一種意見：只有人才有美的感覺（讓我們回憶一下華萊士的意見吧！）。達爾文提醒人們注意雄鳥在雌鳥面前喜歡打扮的動作，注意裝有華麗飾物的窩巢，園丁鳥科的雄鳥就是用這些華麗的窩巢來引誘雌鳥的。
許多作者，特別是宗教界的作者認為，人跟動物截然不同的特徵是信仰上帝，因此他們認為，似乎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達爾文認為，過去許多人種沒有上帝的概念，甚至在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表達這一概念的詞。他認為，宗教是在人類發展較晚的階段中才產生的，而對在其它種族中普遍流傳的對神的信仰，他解釋為輕信，因為有了這種輕信，所以人們舉出他們自己根據經驗所熟悉的動機而發出的動作與動植物、無生命物和自然力中的動作和現象進行類比，由於對後者的動作和現象的原因人們無法解釋，所以這些原因都歸之為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物體，就象狗看見篷子因風而飄動，它可能想象是某個活的東西使篷子在飄動，因而它開始狂吠起來一樣。
最後，許多作者把道德感、責任感或良心的存在，當作人跟動物之間最明顯的差別。達爾文也討論了這一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還因為“任何人都還沒有專門從博物學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弗·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八八二年達爾文已經逝世之後才出版的。下面就是達爾文推論的結果：一、任何社會動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能“，對同伴的同情心，並有給與他們幫助的熱烈願望和決心；二、在智慧增強的情況下，如果其他的本能暫時妨礙共同本能的表露，那麼在共同本能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社會動物應該感到強烈的不滿（達爾文認為，良心就是由此而來）；三、在言語發展的情況下，社會輿論依靠對自己人的本能的同情，對公共福利來說，應該成為衡量行為的最強有力的尺度；四、這些共同本能和動機，為服從團體的願望和意見這一習慣所鞏固。
達爾文堅持，這些共同本能，人以及動物的這些同情心，最初只是對同一個群裡的成員而不是對所有的人或所有這一類的個體發出的。正如指出人的其他特徵一樣，達爾文在指出歷史上發展了的和進化了的所謂“絕對命令”的相對性時說：“就象當代外交史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樣，對自己的敵人撒謊未必算作不良作為”。
達爾文也反對當時普遍流行的一種思想，即道德的基礎是利己主義，是愛自己或者是“最大幸福的法則”（邊沁語），達爾文認為，後者可能是目的，但不是原因。達爾文把道德的基礎並不當作是個人的享樂，而不經考慮就以一定的方式為公共福利去行動的“共同本能”才是道德的基礎。
還在一八六四年，在一篇早期的關於人類的文章中，華萊士就說出了一個想法：自從人類發明了工具、獲得食物的新方法，各種各樣的保護手段、衣服、避難所和火以來，人類的進步不再反映在純粹人體構造的體力變化上。達爾文同意他這一點，因為在達爾文看來，在那個時代，這一進步僅僅是透過技術、智力和精神才能的發展來進行的。這裡我們不詳細研究達爾文關於“自然選擇和開化民族”的論斷。在這些論斷中有許多幼稚的錯誤的東西，因而十分清楚，甚至一個天才，要想高出自己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上，也是十分困難的，而某些詞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事件的角度來看，對於我們來說就是痛苦的諷刺。我們無需證實一切“開化”民族起源於“野蠻人”，因為我們不同意達爾文的觀點：“高度文明的民族不象未開化的部落那樣互相排擠，互相殘殺”，或者我們會同意這些說法，不過這是說反話：我們看到，屬於“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法西斯分子，不僅自己，而且還藉助於別的民族，以未開化部落作夢也從未想到過的方式，來消滅別的民族……
現在我們來談第六章，達爾文在這一章中，確定了人在動物體系中的位置。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