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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和幾個股東商量後，決定出售星光行。但當時正是香港地產市道處於歷史低潮時期，投資者都因為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貿貿然買樓，因而樓宇有價無市。
有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曾經和我談及星光行事件。他說，星光行招租受到阻滯之後，霍英東曾一度有意獨資買下整棟星光行。
“有四個財團合資發展星光行，四個財團的股份是均等的，但星光行向滙豐銀行借一筆錢，由霍英東出面擔保，變成實際上霍英東出的錢最多。如果要買星光行，霍英東再拿好少的錢就足夠。但有個別的合夥人，不想賣給霍英東，寧願賣給外國人。”
“大家都是朋友，一齊合作，為什麼有人不想賣給霍生？”我問。
“大家一齊合作，股份是均等的，賣給別人，不論盈虧，大家的利益也是均等的。但如果賣給霍英東一個人，說明自己沒有霍英東那樣多錢，由霍英東一個人獨大，大家之間就有等級了。”
“霍生是否知道這個情況？”
“未必知。與霍生合作的股東當中，有人與我有較多接觸，我聽他們這樣說過。”
“事實上，霍生當時有無正式向其他合夥人提過獨力買下星光行？”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知道，有股東說不想賣給霍英東，這是有理由的。你不能買，他有錢買，一眼就看出大家有等級……”
為了證實這位知情者的說法是否屬實，我曾問霍英東：“據說當時有些股東不想把‘星光行’賣給你一個人，有沒有這回事？”
霍英東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說：“我以前同你講過，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但不少與我合作的人都有負於我。‘星光行’的事，我記得當時我有兩個方案，一個是我借錢給其他股東，支援他們，不要賣‘星光行’，第二個方案是發行A、B股，起碼這塊地本身就很有價值。”
停了一下，霍英東又繼續說：“我歷來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總之幫人發達，除了珠城大廈、‘星光行’，西環煤氣公司的那塊地盤也是一樣。那時是1967年，地產蕭條得不得了，賣煤氣公司那塊地，總數是600多萬，但其他人只湊了90萬就不出錢了，我就自己出錢，找屈洪疇會計師來，發行A、B股，儘量保持他們的利益。歷來，朋友碰到困難，我都是完全幫他們，其中何鴻燊、湯於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些事，你不講，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說。
霍英東不以為然：“不是的，他們都知道的，只是不說出來而已。”
言歸“星光行”事件，事實上，霍英東當時確實曾有意獨資買下星光行，因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來的地產市道。至於後來放棄，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獨資購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絕不讓自己有好日子過。
英資公司乘人之危
這時，英資的置地公司窺準機會，找到霍英東，提出以3750萬港元收購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資地產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販賣鴉片到中國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資公司之一。
在地產市道一片蕭條的情況下，375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價錢。為減少損失，霍英東於是同意以這個價錢賣給置地。
誰知，置地在收購過程中，節外生枝，提出一個新的收購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東投資的750萬和滙豐的1000萬港元貸款；其餘2000萬，則以承諾票據形式結算。
“只寫一張Promisory Note，這個條件不合理！”霍英東不同意這種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東在英、美聯手“迫害”下，已沒有任何辦法，所以一味堅持以承諾票據結算。
20多年以後，當霍英東再次向我提起這宗不公平的買賣時，仍然憤憤不平：� “世上哪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你向我買物業，我將物業轉名過戶，你卻來一紙票據結算。價錢多少是小事，但我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恥辱！”
斷臂賤賣星光行
“我就算賣，也不能賣得這樣低聲下氣！”霍英東打算與置地停止交易，另找買家——即使價錢低也無所謂。
其實，以霍英東當時的名望和關係，要找一個買家並非難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賣給自己選擇的買家，霍英東仍然有一個顧慮。原來，霍英東當時有兩家設在珠城的戲院，所放映的電影都是向美國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電影公司購進的；若美國繼續向他施壓，則戲院的片源就有問題，兩間戲院就難以生存，而其它問題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