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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踵而來。
於是，霍英東先透過律師，寫一封信給美國駐港領事，查問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後，星光行是否從黑名單中剔除。美國領事答覆：先要看買家是誰。很明顯，美國和英國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親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東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賣給置地，自己以後可能還會遇上很多麻煩。
再三權衡之後，霍英東壯士斷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紙承諾票據，出售星光行。
卻說置地買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勢趨於平靜，地產市道也逐漸復甦，到了1970年，中區地王竟以2。58億港元成交，創當時香港和世界地價的最高紀錄；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時間內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賺一筆，而霍英東卻損失慘重，事後還不時扼腕長嘆！
逐漸淡出香港地產市場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東雖然受了重挫，損失慘重，但那完全是因為英美兩國的“政治迫害”所致，並非他的投資失策。霍英東是一個商業奇才、投資高手，這是人人公認的。
星光行事件之後，霍英東仍然看好地產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團的一位職員對我說：“當時，霍老闆交待我買一百幾十個地盤迴來，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盤在報紙上登出來，中環一帶的是200多元1英尺，灣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盤甚至一分錢不要都有人願意轉給你，因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價。但我沒有拿回來。不然的話，以後把一些地盤轉賣給新鴻基、長實，就發大財了！”
而霍英東自己，並沒有因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產市道仍然疲軟時，還是把大量資金押在地產上。1968年，他斥資發展康寧道24號第一期工程；1969年，發展維多利亞大廈、康寧道48～52號第二期工程、銅鑼灣道82號工程；1970年，斥資140萬買下薄扶林沙宣道33號豪宅，並發展缽侖街124～128號工程。然後，又將資金投放於軒尼詩道、天后廟道一帶的物業。
但是，由於港英政府有意“封殺”霍英東的發展空間，所以1967年之後的霍英東，雖然也在地產市場有些投資，但與1967年之前在地產界縱橫叱吒的勢頭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語。霍英東迫於無奈，已經改變投資策略，以退為攻，步步為營，並逐漸淡出香港的地產市場。
事實上，經過1967年的地產低潮之後，當時在香港，霍英東仍然可以說得上是手頭資金最為充裕、實力最為雄厚的地產商之一。也就是說，他從那時起，逐漸淡出地產市場，“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相反，當霍英東逐漸淡出香港地產界之時，香港一些華資地產商卻乘勢而起。“六七”後，一些英資財團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沒有作長遠發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擁有的龐大土地和雄厚財力自行發展，而是傾向於將土地出售。一些華資商人，如郭得勝、李兆基、李嘉誠、胡應湘、鄭裕彤等，乘機大戰地產市場，並大有斬獲，業績斐然，財富劇增，成為香港地產行業的中流砥柱；連同原有的華資集團，到了70年代初期，華資地產商已強大到足以與英資分庭抗禮。而霍英東，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等人，興建一個又一個屋村，大發其地產財。
不少人因此感嘆說：“若不是港英政府與美國政府聯手施‘政治迫害’，則當今香港十大地產商之首，極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執地產業牛耳的霍英東！”
港府不讓霍英東發展貨櫃碼頭
除了在地產業等限制霍英東不斷坐大之外，港府似乎還想在其它有發展前景、經濟效益很好的行業上，限制霍英東的發展。
據霍英東自己所述，他曾經是香港最早介入貨櫃碼頭經營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時，世界貨櫃運輸業剛剛興起，香港也順應這個潮流，要在葵涌發展貨櫃碼頭，於是劃出葵涌的幾幅海邊地皮來發展。我和董浩雲那時對此都有興趣，但顧慮也是有的。我擔心把碼頭搞起來後，沒有船來停泊，而他卻擔心搞貨櫃船之後沒有碼頭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貨船改為貨櫃船。”有一次，在對我談起與董浩雲的關係時，霍英東主動提起這段並不太為人所知的往事。
“那時，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號四個貨櫃碼頭專案，最大的那個碼頭，也就是現在的一號碼頭，最早是由我一個人獨力投得的。我雖然沒有貨櫃船隊，但我當時計劃以私人公司形式經營公眾碼頭，我沒有船，但可以讓所有的貨船來停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