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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立大學有可能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在高等教育上，法律並不要求任何一個州向所有的人提供義務教育，不強迫學生上大學，也不要求規定任何課程標準和錄取標準。
當國會把這些法案裡有關獎學金的條款砍掉後，總統就根據現行法律擴大了學生的貸款和獎學金。當一般性的聯邦教育援助法案遭到否決後，他就創設或者擴大各種新的特別援助辦法；將職業教育經費增加三倍；撥出總統基金以制止退學現象；根據人力發展法案授權進行掃盲；為聾人，殘廢者、智力遲鈍和智力優異兒童的教育提供經費；為學校午餐和圖書館增加經費；還和學校共同致力於少年犯罪問題——所有這些做法不僅是向嚴重的教育問題進攻，而且使地方經費能夠用到一般建設和薪金上去。其他法令給予地區性的圖書館、大學宿舍和教育性的電視節目以經費補助。據估計，肯尼迪的全部主要計劃中有三分之一是以教育的某個方面為中心內容的，教育部也稱這幾年為它百年曆史中最為重要的立法時期。
然而他的中小學教育一般性援助法案失敗了，各種爭議——其中宗教問題不過是最引人注目的——匯合在一起，其勢洶洶，使這個法案未能獲得透過。將近五十年來，在爭論有關民權、州權、學術自由、預算平衡和財政平等等問題中，這一類法案就成了犧牲品。因為這個法案在國會里的支持者彼此之間意見不一，大多數有組織的贊助人又是無能的、不合作的和前後不一的。阿貝·利比科夫把一個在學校問題上做了多年院外活動集團成員的人的觀點概括了一下，告訴我們說：“不管他的立場是否危害到一項教育法案，他純粹是反對所有的天主教徒。”
另一方面，一個天主教教士說，他的有些同事乾脆反對聯邦補助教育的所有法案，不管這些法案是否包括給予在教區學校上學的兒童以憲法規定的補助。肯尼迪對此毫不表示驚奇。但是，他注意到，一項只涉及公立學校的法案在1960年差一點得到透過，並沒有引起教會統治集團的重大抗議。因此，他希望天主教教會將以同樣諒解的態度對待他在競選總統時作出的要透過這樣一項法案的諾言。
但他的希望不久便落空了。甚至在總統就職之前，斯佩爾曼紅衣主教就譴責肯尼迪的工作小組所提出的有關教育問題的報告，認為它是“不能考慮的”，因為它沒有把教區學校平等地包括在法案之內。總統抱怨說：“紅衣主教對艾森豪威爾的任何一項僅提及公立學校的法案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而他在1949年時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不願迴避這一爭端或者改變他的看法。該年年初，他提出了一項廣泛的聯邦教育補助法案。他強調，“按照憲法明確的禁令”，這個法案僅適用於公立學校。代表美國天主教統治階層的“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立即提出，除非法案中增加給予非公立學校貸款的規定，不然他們就要號召人們起來擊敗肯尼迪的這個法案。許多教堂的教區通報也敦促本教區的教徒寫信給它們的國會議員。
總統又一次感到奇怪，他何以會被選中為攻擊的物件。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尖銳地指出，在共和黨執政期間並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煽動。他還說：“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的教士都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們不應當僅僅由於白宮現在主持人的宗教信仰而改變自己的觀點。”
肯尼迪認為，在這件事上，他競選時承擔的義務和憲法的規定都是明確無疑的，而司法部和教育、衛生和福利部的一份全面的情況彙報進一步加強了他的這個看法。幫助各種信仰的地方納稅人向那些對各種信仰的人都開放的學校提供經費，他覺得這根本不發生歧視誰的問題。事實上，天主教徒的子女大約有一半在那種學校裡求學，就象他當年那樣。在諮文中和記者招待會上他繼續根據憲法講話，這似乎使某些天主教徒更加生氣，可是不管總統收到多少種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的答覆卻始終反映出他的下述決心：（1）促進公立學校的教育和（2）持政教分離。問題在於找出某種辦法，既打消天主教徒對前者的反對，又不致違反後一個原則。
利比科夫部長和我悄悄地、非正式地會見了地方一級的一個天主教教士，再由他同“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的人員進行接觸。這些討論最後集中在對“國防教育法”可能作出的修正上。這個修正案將由國會而不是由總統提出。
1958年透過的國防教育法，已經包括向國防工作必不可少的那幾類私立學校提供貸款的規定。因此它提供了最方便、最合乎憲法的途徑來說明，憲法所禁止的是給所有天主教學校以“全面的”津貼，而並不禁止給予天主教學童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