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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他對所有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都保有一套卡片檔案，檔案裡有關他們私人的和政治方面的資料，以及有關他們選區的情報資料都很完備。在決定性的投票臨近時，他和他的助手分頭駐守在有關的會議室門外，或者在議長或多數黨領袖的辦公室裡設立臨時的指揮部。在不唱名投票的表決中，奧布賴恩的一個助手有時候就坐在邊座上，注視著每個議員怎樣投票，儘管拉里本人覺得他在那裡露面並不很合造。
教育和宗教
奧布賴恩原指望被提名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尤其當他知道總統可能認為宗教爭端雖未了結，暫時卻不會爆發，因而並不理會有些人的意見。那些人堅持認為由天主教徒當全國主席的傳統應當隨著一位天主教徒進入白宮而被打破。但是在總統就職後幾個月內，肯尼迪、奧布賴恩和我們其餘的人又一次捲入了宗教爭端，不過這一回，總統厭惡地說，“是與一些新的團體展開鬥爭”。
有些人寫文章說，1960年的選舉已經把宗教爭端一勞永逸地排除掉了。事實上，肯尼迪始終不同意這種觀點。一個非美國的傳統已經打破了。天主教徒顯然可以當選。競選運動使許多偏狹和無知的人開通起來。然而，總統在他獲勝後不久說道，真正的考驗不在於他的當選而在於他的當政上。險些把他擊敗的頑固的宗教反對派依然存在，並且會興旺起來。如果總統縮小了國家和教會之間的界線，屈服於天主教統治集團的壓力，或者在別的方面使宗教反對派的懷疑得到證實，那麼將來有人就會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利用這些來反對提名天主教徒當總統，認為這不是切實可行的。不過如果他執政時能信守競選中許下的諾言和就職時的誓詞，那麼儘管總會存在不合理的偏執行為，而建立合理的政教關係問題也總會被提出來的，反對天主教徒當總統的不成文法律不僅暫時會被打破，而且永遠將被廢除。
爭端迅速而強烈地在一個同約翰·肯尼迪關係最大的國內問題——教育問題上展開了。在整個競選運動中以及在整個總統任期內，他在這一問題上所花的時間、所作的談話比在任何其他國內問題上全多。他不用筆記本就舉得出所有令人沮喪的統計數字：五年級學生每十個中只有六個讀完中學，而中學畢業生中十六個人裡只有九個去上大學；美國青年已經有一百萬人失學失業；退學的學生失業率要高得多，而工資率則低得多。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調查，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期望他們的於女上大學，可是隻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有積蓄能辦到這一點。總統在俄亥俄州發表了一篇演說後，重新登上飛機時對我說：“有些州長不明白如何能從財產稅中擠出更多的錢去建立足夠的學校，我同他們談了話，俄亥俄的州長已經是第五個了。”
作為參議員和作為總統，肯尼迪先後向無數大學聽眾發表過演說，懇求他們要向培育你們的世界貢獻出這種教育所產生的儘可能廣泛的好處。……我不會採納1893年比利時憲法的那項條款，即給予大學畢業生不是一張而是三張選票——至少在沒有更多的民主黨人上大學之前我不會採納。……可是我強烈敦促你們把你們的才智運用到當代的重大問題上來。
肯尼迪在白宮執政時，每年都向國會提出一份教育諮文，諮文的調子一年比一年強硬有力。他把教育與我國的軍事、科學和經濟力量聯絡在一起。他說：“只有教育迅速有所發展，全國的發展才能加快。人的才智是我們的基本資源。”
不論多少次挫折都沒有使他打退堂鼓。當一項混合法案失敗後，他就設法使每一部分分別透過。如果每一部分通不過，他就採用混合法案的形式。關於中小學的財政補助法案遭到否決後，他就在高等教育法案上下功夫。但是宗教和種族問題①所形成的氣氛，公立學校院外活動集團的攻擊和參眾兩院與個別議員之間的爭吵，這一切加在一起，妨礙了他的高等教育法案在1962年獲得透過，儘管參眾兩院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分別透過了它。但由於總統的耐心，新的有才能的教育總署署長弗朗西斯·凱佩爾的堅持，以及全國教育協會的較為建設性的領導，1963年的高等教育法終於制訂出來。它授權在五年期間內給予大學的補助比根據大學土地授予法在一個世紀內撥出的款項要多幾倍，並且為幾十萬名學生提供了教室，每年還提供二十五到三十所新的地區性學院，十到二十所新的研究中心，幾所新的技術學院和更完備的大學圖書館。同年實施的另一項法案向醫科學校和牙科學校提供了類似的援助。
①總統，還有教育、衛生和福利部及司法部的一份簡報得出結論說，憲法和傳統使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