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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肯尼迪總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損失，每一年總統也總稍許更尖銳地抨擊一下“一些口頭上反對共產主義蔓延……爾後又投票反對撥出必要的款項，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產生動亂和共產主義危險的那種人”。他指定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保守的私人企業的代表組成一個小組，審閱他的1963年國際開發署的要求，對此他私下承認，“明知是冒風險的”。這個小組在盧修斯·克萊將軍的領導下，建議在外援方面作一些削減，同時又為這個計劃作了強有力的辯護。但是帕斯曼一夥不理睬這種辯護，卻接受了那些削減，於是作了更大的削減——這下子肯尼迪可真弄巧成拙了。
肯尼迪倒沒有因立法上的挫敗而怨天尤人。在克爾、米爾斯或是德克森反對他的計劃取得成功後的第二天，他毫無困難地總能同他們一起工作，正如他的政府裡可以容納那些反對提名他的人那樣。他時常以兩句政治格言來提醒他的妻子和兄弟，不要對那些反對他和背棄他的人感到怨恨。這兩句格言是：“在政治生活中，一個人沒有朋友，只有同盟者”和“要寬恕，但決不要忘卻”。
但由於他得的票數和他的對手相差不大，他不能心存奢望，想去攻擊所有的共和黨議員或南方議員。他指著一份日益增劇的世界危機的清單對一個來訪者說：“我不得不拿國會當靠山，同他們疏遠我可經受不起。”肯尼迪在立法上受到的挫敗，以及通常隨之而來的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百分比的下降，全被看作是政治活動中常有的情況。他說，“個人的生活，以及國家和國際的生活，都是有節奏的，時起時伏。……如果在一屆非常緊張的國會會期結束之後，我（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仍佔百分之七十九，我會感到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1961年10月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將以62：38擊敗尼克松時，我向他祝賀，他卻回答說，在他重新當選之前，得票差距還會起落許多次。他知道，他個人的鬥志和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百分比每逢國會冬季休會時期總上升，這絕非巧合。但是政府提出的大批爭執激烈的法案要求每屆會期比前一屆更長些。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坦率地說：“當國會不在市裡開會時，我在多方面都輕鬆了不少。可是……我們不可能全離開市區。”
國會領袖告誡總統，他提交國會的法案超過了國會可以接納的數目——三年裡一總提交了1，054件——但是總統要想起引導作用，要想規定議程，要想開始幹起來。“他們反正只打算透過我提交的法案的一部分”，當我們在棕櫚灘準備總統1963年的計劃時，他對我這麼說。“如果我在1961…1962年提交的重要法案只有原來數目的一半，那麼他們也只會透過實際透過的一半而已。”除非一項法案“完全被閹割掉……弄得貌似成功而實質卻蕩然無存”，否則他寧可作出妥協，而不願使法案完全被否定掉——“在我們的某些政治立場上，而不是全盤作出妥協……在爭端上，而不是在原則上作出妥協。”
例如，他極不願意從最低限度工資法案中涉及物件很廣的條文裡把洗衣工人去掉。洗衣工人的困苦境遇是他在競選運動中常常提到的。但是不去掉這些條文就會全盤取消這個法案，從而使幾百萬其他工人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他親自勸說參議員伊斯特蘭將一項麻醉品改革法案提交大會並附審查報告，而這項法案中保護消費者的條款比凱弗維爾的麻醉品法案內容更為廣泛。這樣，他使凱弗維爾和消費者都贏得了引人注目的勝利，凱弗維爾自始至終都受到諮詢，但這個田納西人的助手卻指責政府沒有把他們獨特的建議列入法案，而那些建議要是列入的話，顯然會使整個法案被擱置起來的。
第十二章 國會（2）
1962年的國會選舉
此外，總統並不認為妥協或者挫折都是永久不變的。肯尼迪斷言，每一次妥協或挫折都可能成為將來一個比較有利於他的國會中所將提出的一個專案和未來競選運動中的一個爭論的問題。但是在1962年的國會競選中，他的任務是使國會至少保持象原來那樣有利於他的條件。
在他自己黨內，他並不打算排斥那些投票反對他的政治綱領的人，不過他明確表示了他的意願：他只為那些支援他的綱領的人展開競選活動。由於反對總統的民主黨人中的多數人，在他們一黨把持的選區裡既不想要也不需要他的幫助，反過來這就象有些人所說的，對總統來說倒不是一種“排斥”。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總統還在預選鬥爭中給予曾經幫過他忙的人以間接的幫助，即使這樣做意味著在幫助民主黨“守舊派”成員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