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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
他們懂得軍方和文官之間要保持正當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關係已經存在了那麼多年，它規定由文官負責控制和承擔責任……事實上，軍方對這個問題似乎比有些文官更為理解。
然而軍方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用一個調子發言，即同他們的文官總司令同一個調子的。有些人仍然向國會和新聞界抱怨，因為他們認為有些決定沒有同他們作充分的磋商，或者被不明智地否定了。但是，總的看來，華盛頓官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清楚地用同一個強有力的語調在公開場合講話。
人事更動
在肯尼迪留用或任命的重要官員中，沒有幾個是被公開免去聯邦政府職務的。有一個身居要職的留用人員，肯尼迪的批評者，本是免職的物件，但是當肯尼迪看到邦迪的備忘錄，說明按照法令只能以“行為不檢”的名義才有希望把這位先生免職時，總統便在檔案下面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批示：“不要這麼做——他會用同樣的方法對待我們的。肯尼迪。”
儘管如此，對於那些不能繼續勝任，那些徒有虛名和那些不具備肯尼迪同樣的精力和理想的人，不是要求他們退休，就是另行安排職務。最為突出的一次改組——被某些方面的人士稱之為“1961年感恩節大屠殺”——發生在國務院裡。
總統幾乎剛一就職，就對國務院失去了信心。他感到國務院似乎一直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扼殺獨創精神的慣性，而且那裡的過分疲沓的傾向也使國務院顯得優柔寡斷。那裡意見紛紜而缺乏活力。總統始終弄不清楚（甚至在人事變動以後，情況也仍然如此）誰是主管人員，誰明確奉派去做什麼職務，以及為什麼他自己的政策方針似乎一貫地遭到修改或拒不執行。國務院的領導——包括國務卿臘斯克，副國務卿鮑爾斯和鮑爾，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森，巡迴大使哈里曼，助理國務卿威廉斯，拉美事務協調官伯利，所有內閣官員級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顯得人材濟濟，但其成績卻顯得與此很不相稱，這是頗具諷刺意味的。肯尼迪感到鮑爾斯推薦的人幹得比臘斯克推薦的人出色；臘斯克感到被肯尼迪親自指派的下屬約束住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臘斯克就職以前就委派來了——他還受到白宮的所有助手以及為研究對外政策而調來的一些局外人的約束；鮑爾斯則認為在國務卿本人無暇顧及的行政改組工作上得不到臘斯克的支援；而沉浸在聯合國一紐約的氣氛中，把世界輿論看得比國內輿論更為重要的史蒂文森，卻感到和華盛頓的決策失去了聯絡。另外，改組國際開發署的對外援助方案不僅由於指導無方而受挫，而且也由於國會——批評國際開發署人浮於事和缺乏效率的最嚴厲的人們——拒絕授權裁減冗員而受到影響。其實在國際開發署中，有許多人就是透過國會的關係安插進去的。
國務院與國會、新聞界及白宮之間的關係頗為混亂。國務院的老人都懷念地談起艾奇遜——或者尼克松。外事人員中有許多最輝煌的人物在麥卡錫一麥克洛德時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時期都變得暗淡無光。外事機構現在仍然苦於士氣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專業人員和其他機構的干預，並且仍然受到那種對每一決定都想面面顧到、從長考慮以致於往往議而不決的體制所困擾。（不過，有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官告訴肯尼迪，外事人員已經變得十分象一匹訓練得不得當的馬，懲罰它只會使情況變得更壞。）
總統並不希望更換國務卿。但是臘斯克卻把行政事務推給副國務卿切斯特·鮑爾斯和負責行政事務的副國務卿幫辦羅傑·瓊斯（文官委員會以前的一個委員）。切斯特·鮑爾斯喜歡探索長期的計劃以促進短期的權宜之計。正如一位觀察家向總統概述的那樣，“臘斯克覺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難，而鮑爾斯則覺得做第二號人物甚至更為困難。”總統喜歡鮑爾斯，喜歡鮑爾斯的大多數想法和他所推薦的大多數人員。但是國務院的班子畢竟需要一個總管。
肯尼迪曾經考慮過許多人。邦迪在1月間就已經拒絕擔任這個職務了。薩金特·施賴弗和戴維·貝爾需要留在原職上。鮑勃·肯尼迪擔任這個職務也不合適。阿瑟·迪安和約翰·麥克洛伊兩人因為在裁軍和聯合國方面的工作而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們全不願意接受固定的專任職務。哈佛大學的羅伯特·鮑伊一向主要是位思想家而不是個行政人員。最後，解決的辦法很清楚，就象也許早就應該很清楚的那樣：把國務院的第三號人物經濟事務副國務卿喬治·鮑爾提升為第二號人物。
但是1961年夏季。關於即將重新安排鮑爾斯工作的訊息過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