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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比較現代化的軍事機構導致所有其他部門全削減了海外開支。聯邦的民事機構本來把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看作是提高威望的標誌，這時全受到勸阻，要它們不要這樣做。
防止美國人逃避國外所得稅的法律變得嚴格起來。要求別國償付他們承擔的那部分對外援助和軍事負擔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支出差不多完全限於在美國採購。除了採用較高的短期利率之外，新稅率的刺激又促使較多的短期外國資金留在我們國內。總統還大力推動財政部與其他國家一起制定一個穩定得多的長期國際貨幣體系，以便為未來的高水平的國際貿易籌措基金，雖然這種努力只獲得了有限的成功。
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遇到需要立法時，一般總是獲得國會批准的，不過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般是不知道的。有兩種做法的確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一個是縮短日益擴大的“旅遊業差距”，建立一個新的美國旅行社，簡化簽證手續，以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到這個國家來，同時把我國公民到國外旅行費用的免稅額從五百美元降低到一百美元。總統說，“如果我們限制軍人的海外開支，這些有錢人——包括我的姐妹在內——為什麼就不能在旅行中少花一些呢？”沃爾特·赫勒在1963年秋天建議，傑奎琳·肯尼迪——她到國外的旅行曾經被大肆宣傳，並受到有些人不以為然的批評——是否可以作一次“首先遊覽美國”的旅行，作為我們爭取更多的美國人在他們自己國家度假所進行的努力的一部分。總統笑道，“明年。明年，我將要求她這樣做。”同時，他認為，對一切海外旅行都加以限制——或者象某些人提出的那樣，徵稅——是不公平的，這對教師、學生和其他不大富裕的旅客都有不良的影響，而提出這種措施的人卻不願對美國資本的流動施加同等的限制。
政府擴大出口貿易的努力甚至更為強烈地喚起了公眾的注意。在商務部長霍奇斯的指揮下，我們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手段——包括派遣貿易代表團，進行市場調查，鼓勵出口，以及對美國商人進行教育等。一個全新的出口信貸保險計劃發展起來了。但主要的成果——也是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立法成果之——…是1962年的擴大貿易法。
如同1961年的反衰退計劃和1963年的減稅（以及1963年下半年的民權法）那樣，1962年的貿易法案成為該年全部努力的中心。它是國情諮文中特別強調的課題，是該年第一個特別立法諮文中的課題，是總統用圖表對民主黨議員進行打氣講話的課題，是總統幾次演說的課題，也是白宮列在幾乎所有其他法案之上、優先進行緊張遊說活動的課題。總統說，新的提案指望透過使我們的出口增長得比進口快，透過使我們的商人能以更為平等的條件向歐洲共同市場銷售商品，而不是在那裡開設工廠，將會改善我們的國際收支狀況。
但是對國際收支的種種考慮僅有助於說明長期以來要求擴大貿易的許多論點中的一個方面。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科德爾·赫爾的互惠貿易協定法已經過時和不適當了，因為連續地延長期限限制了總統的談判權力。歐洲經濟共同體——通稱共同市場——的顯著成長和議價能力的加強，以及1961年英國及其歐洲貿易伙伴申請參加共同市場一事，對新的立法產生了新的壓力。如果美國的工商業和農業不能以適當的條件分享該市場的發展，那末總統想促成範圍更大的大西洋團結和規模更大的美國繁榮的願望顯然都不大可能實現。
1962年中期，互惠貿易法到期了。1961年秋天，當我們擬定肯尼迪的第二個立法計劃時，某些顧問只建議把現行的互惠貿易法作第十二次的再延期，只略作一些通常的最低限度的修改。這種策略可以使我們有時間在國會和全國進行醞釀，並等待歐洲共同體對英國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問題採取行動。但是總統感到，跡象很清楚，事態的發展可能出乎我們的預料，而且既然一個簡單的延期也會引起一場劇烈的鬥爭，不如就來為一項全新的貿易法進行一次鬥爭，而且也只需要進行一次。總統說，“美國不是靠了等待別人領導而強大起來的。……經濟上孤立就不可能發揮政治上的領導作用。”
他在行政部門中建立了一個由費城的銀行家霍華德·彼得森領導的特別機構，它幫助在國會中和各種宣傳工具上促進這一法案。因為彬彬有禮的商務部長比國際法學家喬治·鮑爾——他是我們的貿易專家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事務專家——更易為抱懷疑態度的議員們所接受，總統於是命令霍奇斯，而不是副國務卿帶隊去參加國會山的全部聽證和磋商活動。但是他總使白宮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