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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協調這些活動。
國會通常對老的互惠貿易法的表面更動甚至都要抱怨的，因此它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案几乎完全是沒有精神準備的。這個法案要授權總統在五年的限期內可以對全部關稅削減多達百分之五十的稅款，並可以對主要是由美國與共同市場進行貿易的商品實行免稅。總統決沒有迴避這一事實：即為了多銷售一些商品，我們就得多買進一些商品；同時，他提出了一個措施（幾年以前他當參議員時就曾第一次提出過）作為貿易法案的一部分，它規定由於必需的進口增加而受到損害的企業和勞工，由國家對其提供聯邦的“調整補助”。他並不指望這項徹底改革的條款會得到透過。這個條款包括了就它們自身來說決不能獲得透過的各種有關社會福利和經濟補助的內容。然而，把這項規定包括進去，有助於爭取那些持懷疑態度、傳統上主張保護貿易的勞工界朋友來支援這一法案。它還可以作為一個“避雷針”，把火力從其他各項條款上吸引開，而且如果需要達成一項折衷辦法，它還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本錢。這個法案的精心安排和驚人成功的最好證據是，當它送到白宮來簽署時，它仍然存在一些關於重新調整的條款。
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前的旅行中毫不奇怪地發現，各州的民主黨人都贊同黨的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只要他們本州的產品受到保護就行。國會的權力既然是按州和地區加以劃分的，這就使國會具有保護主義的性質。這一點他從當議員時受到的壓力上就知道了。而在1961年盧·哈里斯的三次民意測驗——在佛羅里達州、西弗吉尼亞州和伊利諾斯州——中，都沒有出現多數人支援擴大貿易的情況。
1962年，總統著手來爭取多數人的支援。他說，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貿易“不再是一個地區性經濟利益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了”。他強調指出，法案中暗示的西方聯合起來的經濟力量將會使共產黨人在經濟上相形見絀。他說，“這個法案可以使我們與共同市場達成一筆交易，從而也就為爭取自由'發出了一次打擊”。他經常同那些關心特別易受損害的商品的參議員和眾議員會談，這樣就在兩院中逐漸建立起了一個多數，使他既沒有作出原則上的妥協，也沒有失去多大的靈活性。
隨著共和黨企圖取消“調整補助”並提出許多其他破壞性的修正案的努力遭到失敗，這個法案就在它提出的那一年基本上按照原樣透過了。第二年，戴高樂否決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從而推遲了西方走向聯合的程序，並使這個法案中“完全免稅”的那一部分有所更動。某些人堅持，政府本來應該為應付這種意外情況爭取透過一個修正案的。但是總統在1962年只能根據英國將被接納這一假設提出立法建議來，他也不願使這整個問題在1963年再次提出來，以免受到國會的一系列新的壓力。
他在貿易方面享有的權力比他的任何一個前任所享有的仍然要大好幾倍，而且甚至在同歐洲開始一輪新的討價還價以後——歐洲人在1963年稱之為“肯尼迪回合”，這使他多少有些不自在——我們的出口和出口順差還是比過去的水平有顯著的增加。然而，貿易對於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只不過是一個長期的辦法。共同市場降低它自己的關稅壁壘是緩慢的，特別是在農產品方面，在這方面我國有著極有利的競爭條件。（有天，總統裝著絕望的樣子問道，“'大聯盟'會在小雞身上垮掉嗎？”）
總之，儘管他作了種種努力，國際收支這根“大棒”仍然在威脅著他，限制了他的國內經濟計劃的規模。1963年11月，他考慮採用更為有力的措施去阻止美國資本外流，還談到要把我們這些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召集起來，在戴維營舉行一整天的籌劃會議。
第十三章 反經濟衰退（2）
預算與債務
可是即使沒有國際收支問題的壓力，總統也不會感到可以把聯邦預算的赤字定得象他那些自由派的批評者所樂意定的那樣多。他認識到向國會提出的“行政預算”並不能精確地反映出政府所作的努力。他知道在國家恢復它的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全部潛力之前，需要有一個時期有相當大的預算赤字。同時，他也日益看清，預算並不僅僅是一部帳目，而且是經濟政策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雖然他把1961年國內開支的增加主要看成是某些特別計劃所帶來的利益，而不是一般的預算所帶來的利益，但是到了1963年，他就設法使開支和稅收政策適應當時的經濟狀況，並能使全部開支對繁榮經濟和增加就業收到效果。不過他的政治經驗告訴他，在全國人民和國會贊成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