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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金在林肯紀念碑的石級上發表了一篇最激動人心的演說。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個美好的夢想”，描述了將來和諧與平等完全實現的日子。
“我有一個美好的夢想”，總統在白宮歡迎這次遊行的領袖們時對金這樣說。他的夢想也就是他們的夢想，這次行動使他深受感動，對遊行領導人A·菲利普·倫道夫非常欽佩。他說，這一天的動人而有條不紊的事件促進了他們的事業。隨後，圍繞著擺有咖啡和三明治的桌子，他把他們又引回到立法委員會、相互妥協和選民壓力等的嚴酷世界裡。他很懷疑國會的投票情況有任何變化。他很懷疑有任何種族隔離分子已經改變了立場。但他感到這次遊行有助於把民權主義者團結得更緊。在如此龐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沒有發生暴力行為，單憑這件事就在美國白人中喚起了新的興趣，贏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測驗表明，美國白人多數贊同肯尼迪法案，但它同時表明，多數人又感到肯尼迪走得太快了。北方郊區白人“強烈反感”的種種跡象被廣泛地議論著。據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些直言不諱的自由主義者私下反對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和學校中實行種族融合。盧貝爾在伯明翰對1960年大選中支援肯尼迪的白人選民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只有一個人願意再一次支援他。特里。桑福特州長承認，如果在1963年11月舉行選舉，那末甚至溫和的北卡羅來納州也會失掉。“打倒肯尼迪兄弟”已成為那年秋天密西西比州長選舉的一個口號。右翼共和黨人在巴里·戈德華特的領導下佔了上風。諷刺的信件每天湧向白宮。總統在審閱安德魯·哈徹向重要黑人聽眾發表的一篇演說時，看到有一段話把他描繪成“決心要透過一個儘可能好的法案，不管這個法案在政治上對他有何種影響，不管他從全國各地、各階層會招致何種指責。”他停了一下，微笑著寫下了這幾個字：“而且他已經招致一些指責了。”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場對他的黨、對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嚴峻的考驗。他說，在1964年，這個問題“顯然將成為一件大事。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緒。……我可拿不準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這沒有關係。”他毫不懷疑民意測驗所表明的白人不滿情緒是準確的。但是“你必須……經過一個時期以後……才能對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的運動作出一個判斷。……變革往往引起動亂。……我感到驚奇的是竟然沒有更大的反抗。我認為我們前進的速度是恰當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領袖說“這個爭端可能使我落選，但我們決不回頭。”在公開的場合，他仍然抱審慎而樂觀的態度。他說，人民遲早會大膽地面對真理，而共和黨人會繼承林肯的黨的傳統的。他認識到他決不能收集起足夠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選票（加上他已有的選票），以抵消這個爭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損失的選票。但他仍然認為他會重新當選——地方候選人受的損害將比全國候選人受的為重——這個法案的透過會使群眾情緒冷卻下去，並讓其他問題出現——而且無所作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價，肯定比他採取任何行動所帶來的代價為大。
雖然他並不反對那些稱他的演說和法案為“第二次解放宣言”的人，但是他本人卻不熱衷於進行比較。象第一次宣言那樣，既由於必要，也由於信念，它正視了黑人在白人社會中的自由問題。象第一次宣言那樣，由於它立足於說理與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雙方的反對。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樣，它具有深遠的影響，並受到瘋狂的反對，但它僅僅是一個時代的開端。1963年，在紀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週年時，約翰·肯尼迪寫道。“那個宣言僅僅邁開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沒有活下去推進這一工作。”
第十六章 橄欖枝（1）
約翰·肯尼迪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同他處理國內問題的方式截然不同。他在就任初期曾說過：“一個議案遭到失敗和國家遭到毀滅這兩者之間是有重大差別的。”外交事務一貫遠比國內事務使他感覺興趣。他作為總統，在外交事務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也要多得多。在瞭解外交事務的細節、擬訂可供選擇的辦法，以及從提出到執行一項議案的過程等方面，總統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外交事務遠為嚴峻地考驗了他的判斷能力和執行能力，因為比較起來外交事務簡直不大著重製訂預算和立法計劃方面的事，可是對無法預料和無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應的情況卻多得多。
作為總統，他試圖使自己和自己的國家跟得上所有新的發展：空間探索、共同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