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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戰爭”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願考慮的，因為甚至導彈的一次突然襲擊在擊中目標前便會引起一場災難性的報復，這是兩國中任何一國都不願冒險或不願接受的。同時，儘管雙方都聲稱已經準備就緒，沒有一方已經發展起一種能對付導彈的可靠防禦，甚至連獲得這種防禦的前景都還沒有。總統指出，不管誰先打第一槍或不管誰最後被消滅，“反正不會有'勝利者'。所以在一個人類能毀滅自己的時代裡，我們不得不……小心行事。”
從我同肯尼迪共事時起，我聽到他最愛用的一個詞就是“估計錯誤”。早在他閱讀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這本書推薦給他的助手們閱讀——他在哈佛大學求學時曾選修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這門課。他說，這門課使他認識到，“那些相對地說來是不相干的國家多麼迅速地在幾天的時間裡就被捲入了戰事。”他又說，這些國家的領袖就象現在他們的繼任人這樣，也談論著軍事力量能維護和平，但是單靠軍事力量卻沒有能維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兩個德國領導人就那次大戰的起因及其擴大的談話，一位前首相問道：“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他的繼任者說：“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總統說：“如果這個星球受到核戰爭的毀壞，如果那場浩劫的生還者能經受住大火、毒氣、混亂和災難而倖存下來的話，我可不希望這些生還者中有人會問另一個道'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並得到這種難以置信的答覆：'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還思考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並且很欽佩英國史學家A·J·P·泰勒的著作。肯尼迪說：“希特勒以為他能奪取波蘭，英國不會作戰（或者）……在波蘭戰敗後，不會繼續戰鬥。”他又說，後來在朝鮮，北朝鮮人“顯然……沒有想到我們會參戰，而……當我們打到北部時……我們也沒有想到中國人會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機時他對全國說：
在我的一生中，我國和歐洲三次捲入了大戰，每一次雙方對對方的意圖都作了嚴重錯誤的判斷，從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現在，到了熱核時代，任何一方對於另一方意圖的錯誤判斷，都可能在幾小時內造成比人類歷史上全部戰爭所造成的更為嚴重的破壞。
批評他的人指責這種講法是奉行“不求勝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認為，象“無條件投降”和“沒有代替勝利的結局”之類的傳統口號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他說：“在核時代，徹底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認為，冷戰就其傳統的意義來說，也不可能“獲勝”。他並不希望在冷戰中戰敗。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讓它持續地進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讓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並防止冷戰吞噬掉我們所有的精力，從而損害到其他利益。他說：“用不上打一場核戰爭，我們想……讓當今仍為共產黨國家所控制的地區感染上托馬斯·傑斐遜稱之為'自由病'的那種疾病。”
他認為同共產黨國家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或者經濟、科學和政治方面的競爭，在短期內不會結束。他說，這種競爭不會導致我們美國人民在自己的傳統薰陶下期待的那種馳名於世的“勝利”，充其量也不過導致一個漫長而又緩慢地“脫離共產主義，走向國家獨立和自由”的演變過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產主義在一個和平的世界上爭取人們的忠誠的話，“那末我將懷著日益增長的信心展望未來。”
他對共產主義和共處的態度
如果那些指責他推行“不求勝利”政策的人說的是，他沒有決心把抱著共產主義思想意識的人從地球上趕走，那末這種指責是正確的。他謀求制止蘇聯政權向外的擴張，而不是制止它內部的哲學思想和發展。他認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產黨人的侵略和顛覆，而不是共產主義本身。1961年他寫信給赫魯曉夫說：“貴國政府信奉的哲學是貴國自己的事，但貴國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為則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沒有什麼事改變他關於共產主義具有殘酷無情的野心的觀點。這些野心是他決心要反對的。但是僅僅不同的思想意識並不構成危害我們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魯曉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亞方舟，因為“純潔者”和“不潔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個人把自己列入哪一類。肯尼迪回答說，他很喜歡這個比喻，不管美蘇兩國的思想有何不同，它們的合作對防止爆發另一次毀滅一切的戰爭是必需的。在每一次危機——在柏林、東南亞和古巴——的高峰或結束時，他都力求同赫魯曉夫接觸，以便回到協商的道路上去，並防止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