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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猜疑再度滋長。
從就職之日起，肯尼迪就不把共產黨人稱為“我們的敵人”，而稱為“那些使自己成為我們的對手的人”。他說，西奧多·羅斯福的名言：“說話溫和但手執大棒”，是“我們大家奉行的一條很好的準則”。“我產的言論只需要表達信念，不需要帶來戰爭”，1963年在達拉斯準備發表的那篇演說稿中他這樣寫道，“如果我們強大，我們的實力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言論。如果我們軟弱，我們的言論也毫無幫助。”
1963年，他在美利堅大學的演說——由古巴導彈危機中所顯示出的實力作為後盾——向共產主義制度伸出了橄欖枝。他說：
我們認為共產主義非常令人嫌惡，因為它否定了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但我們仍舊可以為俄國人民所取得的許多成就向他們歡呼祝賀。……即使一個國家的政府或社會制度極其邪惡，也不應就此認為它的人民缺乏美德。……世界和平……並不要求每個人都愛他的鄰居……只不過要求他們在相互容忍的情況下共同生存，使他們之間的爭端得到公正與和平的解決。
1961年，他對《訊息報》編輯的講話更為大膽：
如果各種觀點都有機會公平地表達之後，有哪一國的人民透過自由選舉決定實行共產主義制度，那末美國將會接受這種局面。我們所反對的……是一個小小的好戰集團採用顛覆手段強制實行一種制度。……如果蘇聯僅僅尋求……維護它自己的國家安全，並允許其他國家按照各自的意願生存……那我相信，當今引起種種緊張局勢的那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
就西方的防禦和外交能夠影響共產黨國家政策的演變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產黨國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現在北京而不是出現在莫斯科，要防止這種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隨者而不是由赫魯曉夫的追隨者去制訂，要防止這種政策謀求向外擴張而不是向內擴張。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樣，也相信共產主義將在世界範圍獲勝，而且可以預料，赫魯曉夫同斯大林一樣，也會利用一切正當與不正當的手段去實現這種野心。但他希望美國和盟國的力量和政策到時候能說服莫斯科和赫魯曉夫懂得：安全地或廉價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為進行真誠的談判而敞開，引起蘇聯擔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現實、有效的步驟——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國內——會增進雙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
肯尼迪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在他的辦公室的地毯圖案中編織的總統印信上，大鷹面對著和平的橄欖枝。在天花板上那個較舊的印信圖案中，大鷹面對著戰爭的箭。下一章將敘述肯尼迪如何加強這些箭。但是，正如前幾頁所明確闡述的，他的目標是和平，他致力於裁軍、聯合國、外層空間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運的國家的人民，使這個國家的橄欖枝變得有所加強。
一、裁軍
肯尼迪在競選中曾抱怨說，政府中從事裁軍工作的人員連一百名也沒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機構中，因此他後來新設立了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署——世界上第一個這種全面的、專門的研究和計劃機構。這個機構經一個共和黨人約翰·麥克洛伊籌備了一個時期後，於1961年成立起來，由另一個共和黨人威廉·福斯特擔任署長。它闖過了國會的反對——以及為這機構名稱的一些愚蠢的爭論——體現了為提出具體裁軍建議所需要的科學、法律、軍事和外交等各種人才的大結合。雖然該機構的工作並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採取的裁軍措施沒有多大關係，它對迫切的小問題（如防止突然襲擊的聯合措施）和長遠的大問題（如所有軍備生產停止時所必需作出的經濟調整）都進行了有益的研究。一位宗教領袖向總統抱怨說，該機構領導人中的一個有威望的企業家始終沒有專門從事過和平運動的工作。但總統指出，即使是老資格的和平信徒也不會改變五角大樓和國會的反對態度。他還說：“你相信贖罪，是嗎？”
在贖罪這個問題上，總統本人倒有過一定程度的經歷。他原先在裁軍方面的興趣大多是出自宣傳的原因——希望影響中立國和“世界輿論”。當裁軍計劃的制訂人員在為1962年春天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作準備時，總統告訴他們，要他們拿出“不是十分複雜、十分謹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號召力的”反提案，去對付蘇聯提出的籠統的、過分簡單的提案。不過他越來越認識到，在搞軍備方面不存在最終的安全，甚至在我們儲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時，緊張和危險也在增長。他逐漸地、但仍然有點懷疑地開始認為，裁軍是確實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