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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是有關外交途徑的段落，它只是籠統地提了一下。儘管如此，他強調我們願意“同任何或所有願意理智地談判和傾聽意見的國家”進行會談——我們願意“消除西柏林任何真正刺激對方的事物，儘管這個城市的自由問題是不容談判的”——我們願意把我們權利的合法性提交“國際仲裁”，並把我們留駐在西柏林的問題提交其居民自由表決。這樣做，他至少在很短時間裡提出了比他曾在七個星期中從美國和盟國外交家那裡所能得到的更為積極的意見。然而，這些意見還是比較缺乏首創精神。
然而，這不是一篇軟弱無力的演說。演說發表時，受到辦公室內人員過於擁擠和情緒過於激動的妨礙。演說中對國內經濟的提法是不妥當的。對民防的看法也不準確。可是演說的基本要旨是堅定的、緊迫的，並沒有訴諸威脅或表現出恐懼。我在週末就完成了初稿。星期一和星期二全天總統和他的顧問審查和修改了其後的幾稿。泰勒將軍建議加入下面一段：
我聽到有人說過，西柏林在軍事上是守不住的。巴斯東①當時也是如此。事實上斯大林格勒也是如此。如果人們——勇敢的人們——要守住它的話，任何難守的地點都是守得住的。
①巴斯東，比利時東南部一市鎮，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激烈反攻期間曾於1944年為德國軍隊所包圍。——譯者
默羅建議加上這麼一句：“有些人說，'我的是我的，你的是可以談判的。'我們不能同這樣的人談判。”邦迪建議增加下面的段落：承認“蘇聯在歷史上對它在中歐和東歐的安全感到關心”以及“俄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勇敢地承受的重大損失。”記者馬克斯·弗列德曼為一個雄辯的結束語提供了根據。我加上了總統在7月19日會議上講過的一句話：“我們不希望軍事的考慮支配東方或西方的想法。”國務院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了一段提示：“我們每一個人在和平時期對西柏林提出的莊嚴保證，在危險的時刻是不會違反的。如果我們不履行我們對西柏林的義務，以後我們將何以自處呢？”
最後，我按照總統的指示調整和完成了演說稿的全部修改、潤色工作，在八點左右拿著他下午十時的演說稿本到總統官邸去。我發現總統坐在床上，背靠在溫暖的墊子上，正在寫個人的體會作為結束部分：
在我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挑戰，但當時我不能體會，而且任何一個沒有承擔過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體會，這些擔子會多麼沉重，多麼持久。……在這些日子裡，我要求獲得你們的幫助和忠告。當你們認為我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點，我要求你們提出建議。我知道，我們大家都愛我們的國家，我們大家都將竭盡全力為祖國服務。
在今後的幾個月，在我履行總統職責的時候，我需要你們的善意、你們的支援，尤其是你們的析禱。
這是一篇優鬱的演說的憂鬱結尾——事實上，比美國人民慣於接受的演說更為憂鬱，比相互擁有核能力時代的任何一個前任總統的演說更為憂鬱。他說，西柏林現已成為：
考驗西方勇氣和意志的偉大場所，已成為一個焦點，在那裡我們所承擔的莊嚴的義務一目前正同蘇聯的野心處於根本對立的狀態。
我們不能，也決不會允許共產黨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們趕出柏林。因為履行我們對這個城市所作的保證，對兩德計程車氣和安全，對西歐的團結，以及對整個自由世界的信心來說，都是必要的。……這個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們的一樣，因為我們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們自己的安全分開。……我們將隨時準備談判，如果談判會有幫助的話。但是我們還必須準備用武力進行抵抗，如果有人對我們使用武力的話。只作一手準備是會失敗的。有兩手準備就能有助於自由與和平的事業。
總起來說，我們謀求和平，可是我們不會投降。這就是這危機的中心含義，也是你們政府政策的意圖。在你們和其他自由的人們的幫助下，這場危機是能夠克服的。自由能取勝，和平能持久。
赫魯曉夫後來函告肯尼迪，他認為這篇演說是好戰的。在這以前，他已追加了蘇聯的軍事預算，穿上了他的老軍服，喧嚷著要毀滅侵略者。然而他在一次同約翰·麥克洛伊的私人談話以及後來同肯尼迪的通訊中表示，他對美國追加軍事預算和向西柏林派遣增援部隊極為惱火。他把這些行動稱為軍事上的歇斯底里。他也許暗自為肯尼迪沒有讓步，為西方也和他自己一樣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談判建議而感到十分憤怒。他自己的威信也在很大程度上捲了進去，受到了這樣一些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