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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東德和其他東歐政權要求穩定德國邊界，並要除去柏林的“刺”的壓力；在共產黨陣營內部那種要他遵守諾言，“擊退”東德主權的破壞者那種更為好戰的呼聲的壓力。
為了想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魯曉夫那年夏季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態和威脅的姿態，他某一天恐嚇地談到為柏林的一場核戰爭給西歐留下的“一堆廢墟”；下一天又親切地建議，美國和俄國的象徵性部隊可以按聯合國的一項解決辦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說，如果西方強行發動一場戰爭，那麼，義大利的橙樹叢、希臘的橄攬園和古衛城①都將遭到毀滅。
①這裡指雅典的古衛城，即著名的巴臺農神廟所在地。——譯者
8月中旬，危機中的一場危機愈來愈危險地迫近爆發點。好些年來，共產黨人不顧西方的抗議，在東西柏林之間逐步地增加法律上的——在某些情況下是物質上的——障礙，其中包括臨時關閉大多數通道口，需要特種通行和入境許可證，以及禁止西柏林人在東柏林工作。東德人和東柏林人感覺到他們已被逐步關閉起來，就越來越多地越過鐵幕的主要孔隙，即東西柏林之間的分界線逃跑。到1961年夏季，約有三百五十萬人離開他們的家庭和工作崗位去西柏林的難民中心和飛機場，使已經衰退的東德經濟瀕於絕境，並使全世界都注目於他們選擇自由勝於選擇共產主義的態度。8月份，由於對戰爭的恐懼或受到更多的約束，難民外流從每天幾百人增加到幾千人。赫魯曉夫8月13日的反應——也許部分由於肯尼迪的演說以及戴高樂反對四國談判，而主要是由於東德人力的外流——是築牆。
柏林牆——以高高的、可惜的帶刺鐵絲網和混凝土的障礙物封鎖了這兩個城市的邊界，它使家庭朋友分離，把東德人禁錮在內，自由德國人排除在外，使西方在更加有限的基礎上進出東柏林——使自由世界感到震驚。肯尼迪立即要求他的助手和盟國提出意見，但在這種形勢下，他們所講的沒有多大用處。
大家一致認為，東德政權早就有關閉邊界通道的力量，它遲早必然會這樣做的，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責是挑起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來了。大家也同意，牆——建在東德領土上，是在蘇聯管轄區內十三年之久的、一系列類似行動中最近的、最惡劣的行動——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進行一場戰爭的理由。它結束了西柏林對東方作為櫥窗和逃生之路的作用，可是不妨礙西方長期強調的三個基本目標：我們留駐在西柏林，我們去西柏林的通道和西柏林人選擇他們自己制度的自由。沒有一個負責的官員——、在我國的、在西柏林、西德或西歐的——建議盟國軍隊應向東德領土推進並把牆拆毀。因為正如盧修斯·克萊特軍後來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可以後退十碼、二十碼或五百碼建立另一堵牆。如果再拆，就又再建另一堵，除非西方準備把它的生死攸關的利益範圍擴大到東柏林境內而發動一場戰爭。任何一個盟國或顧問也都不希望西方作出一個刺激性的反應，從而可能在絕望的東柏林人中間引起一場暴動——這隻能造成另一次布達佩斯式的大屠殺。
然而，總統確信需要作出某種反應——不是去威脅共產黨人，要他們公開承認失敗，而是使感到震驚和懊喪的西柏林人恢復士氣。我們的應急計劃是為出現干擾我們的西柏林通道而準備的，不是為來自東方的移民而準備的。我們的情報判斷，儘管認識到共產黨人必定要控制他們人力的損失，但對這一特殊行動沒有預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臨時去想出辦法，而在此期間，關鍵性的時刻——太多的時間——已過去了。
最後，為了考驗共產黨人的意圖和顯示我們自己的決心，總統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國部隊，乘裝甲車沿高速公路透過東德檢查站，開到西柏林。他說，將駐軍增加一千五百人顯然並不能在蘇聯的直接進攻中守住這個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現在將從（我們）一次承擔義務的提示中受益”，而蘇聯人將認為這批軍隊是“我們為了那種意圖而交出的人質”。這是他在曠日持久的柏林危機中最焦慮的時刻使美國軍隊同蘇聯軍隊進入潛在的對峙狀態的第一項命令。他推遲了在週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宮換換環境的慣例，要他的軍事助理同這支部隊的司令官不斷保持接觸。當第一分隊的六十輛裝甲車通行無阻地進入西柏林時，他感到危機的轉折點已經到來了。
同時，他派副總統約翰遜去向西柏林居民發表講話，鼓舞他們的希望和意志，並以我們最莊嚴的（得到總統個人贊同的）誓言，“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產、我們的神聖榮譽”，去重申我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