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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遜爭辯說，只要赫魯曉夫相信美國是相當認真的要為柏林而進行一場核戰爭，他就會被嚇住——…而現在他不相信這一點。常規力量的集結，雖然似非而可能是地會造成那種印象，但我們不能冒風險去使赫魯曉夫只相信我們限於打常規戰爭。宣佈全國處幹緊急狀態能便總統召集一百萬預備役部隊，處長服役期限，把婦孺等從歐洲撤退回國，並使我們的盟國、我們的公民，尤其是使赫魯曉夫先生對我們看待這種局勢的認真態度獲得深刻的印象。蘭尼茲爾將軍還說，單靠增加徵兵，我們不可能在年底以前就擁有足夠的訓練好的人員。
肯尼迪說，可是在豬灣事件後，為了在盟國之間重新樹立他的領導威信，他經不起作出過分的反應。全國緊急狀態的宣佈是向全國發出警報和承擔義務的最後武器。他理解到這種宣佈是不能經常搞的，或者輕易解除的。在不低估柏林威脅的嚴重性的情況下，也許最好等蘇聯真的簽訂和約或對通道採取行動時再說。他說，赫魯曉夫能夠在柏林和其他六、七處地方放鬆壓力或施加壓力，這就需要美國準備作出長期的全球性的努力，而不是為了可能只是“一個虛假的高峰”的事態——如他所說的——經常制訂“應急計劃”。為宣佈全國緊急狀態而設想擴大新預算和稅收，將危及長期需要的對外援助、空間研究工作和國內各項措施。
此外，他喜歡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來電中的意見：不使我們盟國感到驚慌失措的那些實質性的、但卻是靜悄悄的行動，更可能影響蘇聯的意向。其他蘇聯專家也勸告說，更能對蘇聯人施加影響的不是戲劇性的姿態，而是我們的備戰工作中的長期性的軍事集結。這是和肯尼迪本人的哲學相一致的：如果有堅持到底的決心，就不怕調子放得低一些，因為這種決心是名符其實的，而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很少能嚇倒別人的。他的情報顧問們補充說，在早期階段就大吹大擂，將迫使蘇聯人用強硬的公開姿態和自己的軍事措施來回答，並使他們的談判立場更為僵硬。
總統逐步地說服麥克納馬拉、臘斯克以及其他人同意他的看法。國防部長同意透過一項迅速而不十分顯眼的國會決議案，可以更為逐步而有秩序地集結起軍事力量來。7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點鐘，總統在官邸二樓起居室同我們一小批人會晤，對他的計劃作最後潤飾。經過六個星期深入細緻的會議，總統以堅定、明確的語調闡述了每一項決定。要求追加的軍事預算總共是三十二億，而不是四十三億。要求國會給予準備動員預備役的許可權，而不是立即進行動員。動員徵兵數將增至原來的三倍以上，西柏林應作好準備，盟國對經濟制裁應取得一致的意見，並將要求增加臨時稅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這一決定後來被撤銷了），以及不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
總統和這些顧問隨後於下午四時在內閣會議室舉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會議，同更多的人一起會商。對剛才達成的一些決定就“落實下來”，寫進正式記錄。艾奇遜挖苦地質問對他建議所作的修改，而使總統感到高興的是——他就喜歡口頭上的交鋒——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後轉向支援這些改變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用同樣的激情為這些改變作了辯護。
同艾奇遜檔案以及總統顧問中最初佔優勢的觀點相反，總統還是決定西方應當在談判問題上“向前看”。在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宮的專家又起了作用。他們建議說，能夠對蘇聯人施加影響的是我們在談判立場上的堅定而不是採取拒絕一切談判的做法。艾奇遜勸告說，赫魯曉夫不會接受什麼合理的東西，而會把所有建議看成是軟弱的表現。總統回答說，對於蘇聯倡議的和會，我們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動權。他後來說：“我們不想讓宣傳的講臺和討論的方式聽任別人來挑選和壟斷。”如果只有蘇聯人提出“和平的”解決方案，他對世界規模的宣傳運動——關於西柏林“自決”和兩個德國的對比——所抱的希望必然會化為泡影。他不想誘使西方相信，談判桌上的會晤會縮小整個危險。但是他希望說服赫魯曉夫，在尚在積極探索可供選擇的辦法之時，推遲簽訂和約。
然而，在向赫魯曉夫提出達成協議的任何新意見之前，西方必須提出一些互相取得一致的新意見——可是，到7月中旬還是什麼也沒有出現。實際上，尋求能使有關各方都接受的新意見的這種困難，在整個肯尼迪任期內將繼續存在，法國人反對進行任何談判，英國人反對不談判就去日戰爭的危險，而德國人的秋季選舉正在迫近，他們對這兩種立場都反對，似乎也不贊同其他一切立場。因此，7月25日總統電視演說中最軟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