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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承認自己沒有睡多少時間。幾年以後，他作出了遠比這一次艱鉅和危險的決定而沒有失眠。不過這一次在許多方面都成為這位三十六歲參議員的一個轉折點。他沒有義務為航道投票，從而危及他的政治根據地。沒有人要求他為任何一方發言。假定他不聲不響投一次反對票，也沒有人會注意。但是他決心代表國家利益。他對他的選民們說，他們的地區性觀念只會使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繼續忽視他們。最初，他仍然躊躇不決。隨後，他把頭一擺——我經常看到他這樣一擺，意思是說，“嘿，這是我好歹必須做的事”——走到參議院講壇上，發表了這篇演說。
他引證他的州歷來反對此事的傳統，並宣稱，“我不能接受對一個美國參議員職責的那種狹隘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大廳的後邊，人們立即圍著我，向我索取演說稿。這篇演說被認為是參議員一生事業以及關於航道問題辯論的一個轉折點。航道法案終於成了法律。波士頓《郵報，指控肯尼迪“使新英格蘭遭到毀滅”。1958年，他的對手指控他，他這樣做是為了幫助約瑟夫·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商品市場。波士頓市議會的一個朋友告誡他，不要參加1954年聖帕特里克節日的遊行，以免在碼頭工人住宅區被人辱罵和遭遇更壞的事。但是他大踏步前進——沒有發生意外事件。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不願逃避他的聽眾中可能出現的敵意行為，無論是在波士頓、傑克遜、休斯敦、加拉加斯或達拉斯。
在參議院的演說
肯尼迪每發表一次講話，工作人員總要事先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在國會圖書館，他以借閱參考書最多而聞名。他在參議院發表的重要演說並不象有些比較喜歡講話的同事那麼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說所受到的宣傳來衡量自己或其他人發言的效果。
參議員肯尼迪發表的經過最仔細研究、受到最廣泛宣傳、但完全遭到官方忽視的演說之一，就是1957年概述美國和西方透過談判最終解決阿爾及利亞自決問題的利害關係的那篇。這篇演說在隨後的年代中證明大部分都說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幸而言中，但當時它在巴黎和華盛頓都受到尖銳的批評。他後來發現，他的姓名和演說在整個北非卻受到人們歡呼——訪問過阿爾及利亞營地的一個美國記者曾向參議員談到，他當時感到很驚訝，因為那些疲乏、骯髒的叛軍向他詢問肯尼迪當選總統的可能性。不過美國並沒有阿爾及利亞選民，因此記者們便拚命尋找他們的政治動機。
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這篇演說，同參議員多年來認為西方殖民主義具有危險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較早時期發表的關於法屬印度支那的兩篇演說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說過，越南人民實現獨立的問題拖延得越久，我們對法美兩國的反覆的預言——法國即將取得軍事勝利——相信得愈久，那麼越南和它的姐妹國家一旦獲得完全自由後，其前途就將愈加困難。當時他還不能預見到，他自己將如何深深地被捲入這些正確地預見到的困難中去。的確，在許多問題上——阿爾及利亞問題、印度支那問題、印度問題、波蘭問題、拉丁美洲問題以及防禦問題——肯尼迪的演說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頭條新聞的前面。
當肯尼迪在參議院發表的一篇重要演說引起了同反對黨的辯論時，他通常能堅持立場，頂住資歷較老的共和黨參議員的攻擊。例如對於霍默·弗格森為艾森豪威爾的“新面貌政策”①削減陸軍實力所進行的辯護，對於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反對肯尼迪關於增加對印度援助的請求，對於威廉·諾蘭以一票之差擊敗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蘭民族主義的一個方案，或是對於霍默·凱普哈特要求參議院舉行秘密會議，以辯論肯尼迪指責我國戰略部隊團步自封的問題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提出了所謂“新面貌政策”，強調美國不直接捲入區域性戰爭，加緊武裝外國僱傭軍隊，組織侵略性軍事聯盟，擴大戰略空軍，發展新武器，建立“報復性”的攻擊力量。——譯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講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還開始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經濟問題和歷史等方面。在這項工作上，他也要我給予幫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讀艾加著的《聯合的代價》一書中的一節，因為這一節一直使他感覺興趣。其中講到了約翰·昆西·亞當斯作為馬薩諸塞州聯邦派參議員的獨立風格。他說，如果我們能找到更多的這種參議員抵抗選民壓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寫一篇有價值的雜誌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