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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報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絕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實屬顯然。”電報提出了五項條件，然後指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這份電報與在三天前——十五日毛澤東等十五位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報所云“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決”，已有明顯不同。
這份電報意味著毛澤東已回覆到他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達的指示，即“逼蔣抗日”！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中共定下“和平解決”、“放蔣”方針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陝北人以孔為窯洞的量詞）石窯洞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圍坐在一起，召開會議。依然由張聞天主持會議，依然由毛澤東作報告，會議氣氛卻與六天前——十三日的會議截然不同。那次會議，議論紛紛，意見分歧；這次會議，眾說一致，作出了明確的決策。內中的原因，如張聞天所言，“在六天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顯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來告訴過王炳南：“我們有一星期沒睡覺……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周恩來所說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終於作出了“最困難的決定”，解決了最棘手的問題。
毛澤東喜歡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曾說及“亂子有二重性”。此時，他也談“二重性”，說西安事變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大爆發和延長的危險。
毛澤東以為，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即勝利的前途和失敗的前途。為了爭取勝利的前途，毛澤東提出，中共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二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透過對“二重性”、“兩種前途”、“分兩手”的分析，毛澤東最後提出中共的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戰結束”。
這一回，張聞天的講話與毛澤東完全一致。他明確地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顯而易見，他批評了毛澤東在上次會議上的意見。
這次會議產生了兩個檔案，即《通電》和《指示》。
《通電》由毛澤東起草，《指示》由張聞天起草。毛澤東作了說明：“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通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說公道話。”《通電》，即《中共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於當日發出。《通電》提及蔣介石時，不像前幾天直呼蔣介石或“蔣氏”，而是稱之“蔣介石先生”。
《通電》建議“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明顯地不再強調“以西安為中心”了，而且所開的是“和平會議”，不是“抗日救國代表大會”。
《指示》，即《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是中共黨內指示，不公開發表，亦於當日發出。由於是內部檔案，《指示》寫得更為明白，提出中共“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提及蔣介石時，稱之“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核心，便是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當天，毛澤東便致電潘漢年，全文如下：
漢年同志：
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毛澤東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翌日上午十時，宋子文飛抵西安，張學良和端納前往機場迎接。穿了一身筆挺西裝的宋子文，戴著黑框眼鏡和花領帶，見到了蔣介石。這使蔣介石大為激動。
宋子文帶來宋美齡致蔣介石的信，內中寫道：“如果三天之內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齡仍把西安事態看得頗為嚴重，連蔣介石讀到這裡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來已在西安，便道：“周恩來一來，事情就難辦了。”周恩來馬上託人轉告與他一晤。和宋子文同來的郭增愷，也建議他與周恩來一談。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來見面，會給何應欽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愷去見周恩來。郭增愷向周恩來轉達了宋子文的話，說宋子文早就認為：“共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