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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就連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也這麼寫及西安事變：“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則為楊虎城。”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七十五至七十六頁，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七年版。
曾採訪過楊虎城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也在他的《楊虎城傳》一書序言中寫及：“正是楊虎城說服了少帥，只有運用兵諫戰略，抓住最高統帥，才有希望使他們停止對共產黨作戰，並團結全國共同抗日。”詹姆士·貝特蘭：《楊虎城傳》英文版序言（一九八○年）。
不過，也正因為楊虎城一開始就主張“兵諫”，所以他在發動西安事變時，再三關照部下：“必須給我捉回活的蔣介石，不要死的蔣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償命。誰打死了他，都以軍法從事！”周恩來前去拜訪楊虎城，自然非常融洽。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楊虎城表示問候，表示對西安事變的支援。接著，周恩來便說及昨夜跟張學良會談的情形。
楊虎城聽罷，頗為感慨。他說，他原以為中共跟蔣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蔣介石，雖不至於立即殺蔣，但也決不會輕易主張放蔣。
周恩來說：“蔣介石本人，現在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因此，促使他改變政策，實現對日作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楊虎城道：“共產黨置黨派歷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願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就這樣，周恩來成功地構築了“張、楊、中共”這“三位一體”。原先，中共只是分別與張、與楊秘密聯絡，楊不知張與中共的聯絡，張不知楊與中共的聯絡。如今，張、楊、中共三方結為一體。此後，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之中，便以張、楊、中共為一方，國民黨政府為另一方。周恩來不愧為統戰高手，有了張、楊，中共的“砝碼”更重了。當然，在與周恩來的交談中，楊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隱憂：“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敵對的黨，地位上是平等的，對蔣可戰可和。我是蔣的部下，如果輕易放蔣，蔣一旦翻臉，我的處境就和共產黨有所不同了。”順便提一筆，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訊息極為靈通，他的“黑室”發揮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名叫亞德萊的美國人，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Black Chamber”，即“黑室”，負責偵譯密碼電報。楊虎城也設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實：設在新城大樓（亦即最初拘押蔣介石之處）的最底層地下室，光線暗淡，還遮以黑布。在“黑室”裡工作的是楊虎城的機要秘書李致遠。
李致遠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楊虎城將軍設定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黨員南漢宸引見，任楊虎城機要秘書。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偵譯了蔣介石、閻錫山堵擊紅軍的許多密碼電報。西安事變時，繳獲了胡宗南駐西安辦事處特印密電本以及軍政部的雙碼程式碼密電本，偵譯了“討逆”總司令何應欽指揮三十個師撲向西安時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作戰命令、口令訊號、陸空聯絡符號等等。這樣，“三位一體”對於南京方面部隊的動向瞭如指掌！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蘇聯否認“莫斯科魔手”
西安本來已經夠熱鬧的了，如當時英國《泰晤士報》稱西安已成了“一個歌劇場”。在熱鬧之中忽地又爆出聳人聽聞的訊息：紅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南京已紛傳“共黨策動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中共的陰謀”，“中共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西安已脫離中央（引者注：指國民黨中央），投奔中共”……眼下，西安一家名叫“雷電社”的電臺，向國內外播發了“紅旗插遍古城西安”的訊息，南京更是據此證明張、楊“投奔中共”。
就連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在採訪毛澤東時，也提出了這一問題：史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乾的，而且說在城牆上紅旗高懸……究竟事實如何？毛答：關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罷。史沫特萊：《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載《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一九三七年。
據那位在楊虎城“黑室”中工作的李直峰迴憶，經“黑室”電臺監查，發現竟是東北軍的一個電臺，在播發“雷電社”訊息！周恩來馬上指示東北軍內的中共黨員，細查此事。一查，才弄明白：東北軍中的幾位青年軍官參加扣蔣行動，在華清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