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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世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即將在全世界發行，因此“宣傳”是一個我們不容忽略的詞。不久我們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飛機、豪華轎車、旅館、演播室、播音室、豪華轎車、飛機。新加坡、泰國、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怎麼沒有累垮下來。大衛真是太好了，他總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和我談話從來都不知疲倦。每天我們要交談8次、10次。雖然我經常只是哭。
脫離“監獄”並不那麼容易，尤其是當你和難友談話的時候身邊總有衛兵看著。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時的感覺。他從來不讓我們走出他的視線，每到一處他總是跟著我們。媒體曾經稱他為“辣哥”，那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在機場的入口處，他們告訴我們只有5個一等艙座位。作為錄音合約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坐一等艙。這不是奢侈，是我們經過的所有那些長途旅行中的必要。現在你可能會想，在那種情況下，演唱組——那5個姑娘——會坐一等艙，而我們的策劃人會退讓一下。不，我們當中有一個被剔出了一等艙，這樣好讓西蒙坐在那兒。誰是那個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們5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位如影隨形的經理人極少有不在邊上忙活的。我們不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底我們回到英國準備在本國的首發，我們總要到一個接一個的電視臺、電臺做宣傳。但至少我們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潔芮說在我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該和律師談談。這件事由我做還是她做？我說應該由她來做。
我只在家呆了幾天就又走了。我們無法終止“境外免稅年”這個記時器的滴答聲，我甚至都懶得開啟行李。
你們沒有生活，你們只有日程表。
這一次是到南非，為“王子委託慈善”開一場慈善音樂會。如果徹底坦白的話，我在遇到納爾遜·曼德拉之前，我對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這很糟糕。我為自己開脫的理由是我們這一代人、我的國家認為自由是當然之物。
我們從機場直接去和總統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潔芮和梅蘭妮。B去了洗手間，她們覺得要拿點什麼當作紀念。顯然她們不想偷任何東西，不過，在洗手間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們撕下了五張手紙，從他的盆景裡拿了一些小鵝卵石，包在裡面。每人一個祈求好運。
也許西蒙意識到了我們和他已經有些疏遠了——他安排我們的母親和我們一起休息一下——我們要去狩獵旅行。從約翰內斯堡我們向南飛了大約兩個小時，來到了一個有趣的簡易小機場，就在太陽城國家狩獵公園外面，在那裡我們和我們的母親匯合了——而潔芮的母親沒來，來的是她的妹妹納塔利。
我沒想到我會玩得那麼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極。但就是在這裡，也有些事不對勁。在我們住的地方，正如你會想到的，我們每個人都住在單獨的茅屋裡。但是，我們真的需要各自駕駛越野車嗎？狩獵旅行的樂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種體驗。
當西蒙在紐約，因患背部疾病臥床不起，完全不能動的時候，我們甩了他。可能這聽起來我們非常工於心計，但是，在南非我從狩獵監督官那裡學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須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樂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麼殺戮，要麼被殺。
在法國那間洗衣房裡和潔芮的談話為這個想法播下了種子，時隔六週，這顆種子生根了。而現在，萬事俱備。潔芮已經和律師們談過了，他們說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們想這麼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記住，記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們都回來的一天。6日我們在鹿特丹參加MTV音樂獎的頒獎。前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坐在房間裡，就像過去那樣。開始我們把每一件事都談了。這不容易，我們知道。但是無論有多難，我們一定要做自己的老闆。我們同意立即行動。潔芮打電話給我們倫敦的律師——事實上這時已經很晚了，我們叫醒了他。
兩個小時以後這個可憐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覺。睡覺是我們5個人能想到的最後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許對我們沒什麼威脅，但是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從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僱於“19策劃”，我們不知道他們會採取什麼行動。但是我們一定要成功。我們需要聯絡電話、日程表。我們的手機都是西蒙給的——因此在理論上它們屬於“19策劃”：如果沒了它們，那麼我們的大部分聯絡電話也就都沒了。潔芮的備忘記事本是我們的備用聖經。
根據安排，我們的律師一大早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