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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墅外面陽光普照，但是，感覺卻和冬日無異。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你就會認為你和別人都不一樣，但是，那個星期過了幾天以後，在一個和臥室同在一層的小洗衣房裡，我正坐在燙衣板上和潔芮說話。
“告訴我，潔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當的詞，“你對西蒙真的滿意嗎？”
又停了一下。潔芮走到門口，往過道上看看。沒人。然後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麼憂傷。
“不。”
“那麼，你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這時，我們聽到這幢古老別墅的樓梯上響起了一個男人的腳步聲。我跳起身，從燙衣板上滑下來，儘量不弄出任何聲響，開始熨燙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從學校歷史課上記住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之一。老師用一束木棒來解釋它。捆在一起的時候，你折不斷——他拿了一束進來，我們都試了一下。但當它們被分開的時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斷。就像我們，仍然在一起吃飯，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下，甚至我們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這些。組合在一起，我們是強大的，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一點不誇張地說，我們已經征服了世界。我們決不會讓西蒙拆散我們。
西蒙會把我們單獨找過去，講一些人們一直在議論的事情。舉個例子——我和飲食。他毫不掩飾這一事實，即他對我吃什麼，不吃什麼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也許是為我自己好，但是關鍵不在這兒。有人“出賣”了我了。但是誰？保安？
廚師？私人助理？我們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動搖我們的陣營。因為在那樣的氛圍裡，你最後誰都不相信。
然而，離開了我們的家人我們都是那麼脆弱，誰也不想失去我們擁有的那一點點自由，而西蒙嚴密地控制著我們。
他這樣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選定物件區別對待，某一個“辣妹”在那一段時期決不能出任何差錯。但是他所選的物件可能突然改變，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他有絕對的權力控制我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他讓我們知道任何事——比如週末探望我們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為了集體的利益”。他許諾我可以和大衛見面——我確實這麼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飛機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轉過來說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國是我一生中最不開心的經歷之一。也許西蒙也能感覺出我們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許我們的家人到伊斯坦布林看我們。在曼徹斯特的“王子委託慈善”音樂會上——這是我們在英國的首次現場演出——坐在我媽媽身邊的女人認出了她，問她演出後是否會到後臺去看我。哦，不，我媽媽說。我們不去後臺。哦，這個女人說，西蒙·福勒說我可以去。這個女人是桑德拉，大衛的母親。這是她們的第一次見面。所以，我們在英國的首次現場演出，大衛·貝克漢姆的母親被邀請去後臺，而我的媽媽沒有。這讓我非常生氣，現在我自己也是一個母親了，我媽媽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呢？
好諷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說，我們選擇伊斯坦布林進行我們的首次現場演出是因為我們沒有勇氣在某個主流地區表演。這不是真的。這是百事可樂的決定：從開始起，他們就是我們的主要贊助商，正因為他們贊助了整個活動，所以決定權在他們。必須選一個百事可樂超過可口可樂的地方，這就使得選擇範圍小了一點。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樂很強大。而且，伊斯坦布林對我們的形象有利——這是個東、西方交融的地區，而不是以美國、英國為核心，這是人們意想不到的，有點打破常規。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筆非常好的買賣——所有花費將由百事可樂支付，包括佈景，這樣我們在環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這些佈景。
（結果是，有人把它徹底搞砸了——佈景是建得不錯，但是卻無法搬遷，無法利用。巡演的時候一切都得徹底重建。）
伊斯坦布林最好的地方在於我們有自己的現場樂隊。
經過“辣妹營”緊張的排練以後，在舞臺上現場表演感覺很自如。正如我所說的，我們都是演員，在現場展示一切是我們做得最好的。觀眾喜愛我們。甚至評論家不久也收回了他們那些諷刺挖苦的話，用英國小報的雙關語對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評價：“伊斯坦布林被照亮了”，“絕妙5人組暴風驟雨般讓他們改變了信仰，”還有“背叛真好”。
要想從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是那麼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