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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釦子和修整服裝。累了一天回到家，就係上圍裙，做飯、洗衣服、熨衣服，縫縫補補，終日忙碌，從不得閒。這就是我記憶中的母親。
媽媽是一個堅定的工會支持者，是國際婦女服裝工會的會員。我父親當上貨運部領班，自認為屬於管理人員。他倆都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時都投民主黨的票。打從我記事起，家裡門廳裡就一直掛著戰時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山前以國旗為背景拍攝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媽媽始終是鐵桿民主黨人，但爸爸在1952年擁護艾森豪威爾，改投了共和黨的票。
我父親一輩子是樂天派，我母親則總是小心謹慎。不管家境貧富變化如何，他們始終保持著這種性格。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常在休假時回家看望母親。她常對我說：“科林，把存摺拿到銀行去，讓他們填上利息。”
我解釋說：“媽，不必啦。銀行會把利息通知單寄給你，利息跑不了的。”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蒙我？”她說“蒙”時用的是牙買加的一個老字眼兒。說著，她走進自己的臥室，從床底下翻出一箇舊布包著的糖盒子，從裡面拿出存摺交給我。
我只好順從地去銀行排隊，請銀行的人把這一賬號的利息給填上。
“當然可以，鮑威爾上校。不過我們會寄利息通知單給你，你就不必跑這一趟啦。”
“不行啊，”我說，“我母親要親眼看見存摺印上她的利息數字的紅字。”我差一點說出以便證明你們沒有“蒙”她。
據我父親的妹妹貝麗爾姑媽——她在我寫這本書時已經90多歲了——回憶，我父母是在哈萊姆的外婆寓所相識的。外婆為了多掙一點錢，讓幾個親戚和別的牙買加移民寄宿在她的寓所，其中的一個寄宿者是盧瑟·鮑威爾。於是，我的父母在同一個屋簷下相愛了。
我出生以後在哈萊姆住過兩三年，後來搬過幾次家。到1943年，我6歲的時候，我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區的亨茨波因特小區的凱利大街952號，我在那裡長大。1981年由保羅·紐曼主演的影片《布朗克斯的阿帕奇堡》就是在我住過的那一警察分管區拍攝的。在那部電影裡，這個地方被描繪成城區藏汙納垢的巢穴，一幢又一幢燒壞的破爛公寓樓，滿街垃圾，雜草叢生，住的人淨是吸毒者，男盜女娼，精神病患者，謀殺警察的兇手，以及第三代靠福利制度生活的家庭，總之是一幅美國老城區的可怕噩夢的情景。我住過的亨茨波因特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儘管它也談不上綠樹成蔭和庭院寧靜。我們當年門窗都得上鎖。我記得我家大門有一根大鐵閂，從門背後插進地板上的一個托架，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硬闖進來。盜賊不少，吸毒現象當時已逐漸增多。常常有人在街上毆鬥，捅刀子。有些流氓團伙為了爭地盤而動用棍棒、酒瓶、磚頭和土造的0。22口徑手槍打群架。然而，當時的犯罪和暴力活動還沒有達到那部電影描繪的那步田地。當時還不是那樣。當我在亨茨波因特長大的時候，一般人還能在種族之間保持一定的容忍心。總的說來，多數家庭是和睦安全的。
我家住的是一幢4層磚砌公寓樓，每層兩家，全樓共8家。我們住在3層一個4居室單元房裡。從家裡走上凱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個世界：向左過三個街口，就是我的小學，再過一個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學。兩校之間的一塊狹長的空地上聳立著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教堂，那是我們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幾個街口，是我後來唸書的中學。我家門口的馬路對面是凱利大街957號，吉莎姨媽和艾爾弗雷德·庫特姨父住在那裡。在我上學的路上，要路過935號，那裡住著勞麗斯姨媽、維克姨父和他們的孩子們。在932號住著我的教母瑪貝爾·埃瓦德內·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茲阿姨。在867號住著艾米和諾曼·布拉什一家，他們是我家的親密朋友，跟親戚一般。我們按照猶太人的習慣親熱地稱呼他們為艾米阿媽和諾曼阿爹，其實他們也是牙買加人。我當時認識的黑人家庭大多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牙買加、特立尼達、巴貝多或其他島嶼。
我們對布拉什夫婦的猶太式稱呼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當年的亨茨波因特區有大量猶太人，還夾雜著愛爾蘭人、波蘭人、義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後裔。凱利大街到與我家所在街區相鄰的一個街區時有點彎曲，像個香蕉，所以這一地區曾多年被稱作“香蕉凱利”。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蓋頭區”（即少數民族雜居區——譯者注）這個字眼，那是歐洲人的名詞。我們住在公寓樓裡。外界的人常常以為紐約是個又高又大的建築群，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