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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來。其實，紐約直到今天依然是許多街坊的集合體，街坊裡的人們彼此都知道誰幹的哪一行業，跟小鎮上一樣。“香蕉凱利”正是如此。
同凱利大街相交的幾條馬路把凱利大街分成幾個街區，各街區有許多東西是大同小異的。幾乎每一個街區都有一家糖果店，店主差不多都是從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店裡賣《每日新聞報》、《郵報》和《鏡報》。我們街區裡沒有人看《紐約時報》。這些小店還賣文具、便宜糖果、冰淇淋和不含酒精的飲料。紐約人都知道，這種小店出售一種特殊小吃——蛋淇淋，它包括巧克力糖漿、牛奶和仿製礦泉水。一份蛋淇淋10分錢，假如你錢不夠，可以只買礦泉水，“就2分錢，請吧”。每隔幾個街區，就有一個猶太人辦的麵包房和一家波多黎各人開的雜貨鋪。義大利人經營修鞋店。每10個街區有一家大的連鎖商店，賣服裝和日用品。還有電影院。我不記得有哪一家店鋪是黑人開的。我童年時期有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了自助洗衣店，往洗衣機裡投幾枚硬幣就可以把衣服洗好甩幹。我媽媽再也不需要用搓衣板為我們搓洗衣服，然後再一件一件掛到窗外的晾衣繩上了。然而，我爸爸堅持他的襯衣只能送到中國人開的洗衣店去洗熨。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南布朗克斯是一個令人喜歡的地方，我從來不曾羨慕那些綠樹成蔭的小庭院。
我父親很寵愛我的姐姐瑪麗琳。他在服裝廠工作，所以總給我姐姐穿好衣服，按凱利大街的標準衡量，姐姐過得相當不錯。她跟好女孩們交往，她最親密的朋友是街角上的藥店老闆蒂特鮑姆家的幾姐妹。我對她扮演了一個淘氣小弟弟的角色。她的第一個當真的男朋友是約翰·史蒂文斯，那一家人也是在聖瑪格麗特教堂做禮拜。約翰是獨生子，他父母當時培養他學醫，後來真當了醫生。他和瑪麗琳的交情是由雙方父母撮合的。我的調皮點子是在他們摟摟抱抱的時候悄悄湊過去，惹他們討厭。這時約翰就會送我一枚25美分的硬幣，把我打發走。我姐姐總對我這個頑皮的弟弟生氣。我逃學的時候，她常常打小報告，所以我認為她是一個密探，同時我相信她把我看作眼中釘。但總的說來，我們姐弟關係是正常的。
那一年夏天，我8歲，我家和一些親戚在長島的塞格港租了幾間海灘小木屋。我一個人在海灘上玩擲刀遊戲，想讓擲出的刀豎立在沙裡，突然有一片髒東西揚起來，落進我的眼睛裡。我哭著跑進小木屋，勞麗斯姨媽為我挑出了那討厭的東西，我卻哭個沒完。我出去了，聽到勞麗斯姨媽向吉莎姨媽說：“我真搞不明白，這孩子怎麼這麼愛哭。”我當時很不舒服。這件事說明我小時候是個淘氣包。直到差不多50年之後，我還記得很清楚。我記得當時我暗自下定決心，今後再也不讓任何人看見我哭，可是我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
我9歲的時候，給鮑威爾家丟了醜。那時我是第39公立小學的學生，從3年級升到4年級，但成了末等生，成績是“4上”，僅勉強升級。家裡的人覺得臉上無光，悄悄談起來都直搖頭。對我們這些西印度群島後裔來說，求學是擺脫困苦、飛黃騰達的唯一出路。我姐姐品學兼優，肯定能升大學，可是我連上4年級都很困難。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動力。我小時候乖巧聽話，活潑可愛，成天無憂無慮，就是沒有抱負。
在體育運動上，我也不怎麼樣，儘管我喜愛各種街頭遊戲。我童年時的一個朋友託尼·格蘭特統計過，我們當年玩的遊戲有36種，其中包括街頭棍球、街頭棒球、拳球、街頭拳擊和“熱豆奶油”等等。有一天，我在一個空地上玩壘球，瞅見我父親走過來。我禱告上帝讓他快走過去，因為那一天我很不走運。可是他偏偏站住了，看我們玩球。他站在那兒的時候，我一棒都沒有打中。輪到我擊球的時候，一棒打偏了，第二棒又打偏了。當時我羞愧得恨不得鑽到地裡去，那種感覺至今還記憶猶新。每當我讓父親失望的時候，我都很痛苦。我感受到一種壓力，儘管那壓力也許並不存在，因為我父親很少向我說過責備的話。
我很喜歡打風箏仗。我們把汽水瓶子敲碎裝進一個大的水果汁罐子裡，把罐子放在電車軌道上，讓電車把罐裡的玻璃軋成碎片。然後，我們把碎玻璃碴用膠水粘在風箏線上。再把兩面刃的刮鬍須刀片有間隔地安在風箏尾部。我們爬到公寓樓頂放風箏，巧妙地操縱它，用我們裝備玻璃碴的風箏線和裝備刀片的風箏尾巴，把鄰居孩子從別的樓頂甚至別的街區放出的風箏線割斷，讓他們的風箏摔落下來，這就是我們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空戰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