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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到“黑鷹”直升機上，途中飛過了威斯特摩蘭，那是我母親莫德·艾麗爾·麥科伊·鮑威爾的誕生地。一路上，我尋思著我的父母。當年兩個牙買加青年是懷著什麼樣的夢想，或是出於什麼樣的憂慮，先後背井離鄉，離別他們所愛的親人，移居到一個他們完全陌生的國度。他們曾否想過，他們走了有勇氣而又有希望的這一步，對他們的兒子的命運產生了何等的影響。
我生於1937年4月5日，當時我家是住在紐約市哈萊姆區的莫寧賽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我姐姐瑪麗琳，她比我大5歲半。我已經不記得我家在哈萊姆時的情景。人們常說，人在孩提時的最早記憶通常與一次闖禍有關，我正是這樣。4歲時，我家搬到紐約南布朗克斯區，外婆艾麗絲·麥科伊在家照料我，因為父母都要上班幹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頭髮卡子塞進一個電源插座內。只記得耀眼的火光一閃，我被電擊得差一點從地板上跳起來。記得外婆一邊罵我，一邊把我摟在懷中。父母下班回家後，大人們緊張地議論了一陣子，然後又罵了我一頓，埋怨個不停。這一天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觸電和疼痛，而是看到了大人們多麼疼愛我和關心我，我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覺得自己挺重要。
我小時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個矮個子男人，身高5。2英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常常倚著我家窗子朝外瞅，看著他身穿外套，繫著領帶，頭上戴一頂淺呢帽，腋下夾著一份報紙，從英特維爾大道的地鐵站出來，一步步走過來。他的外套敞開著，隨著八字步不停的左右搖擺。他吹著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時，無論是藥店掌櫃、麵包房師傅，還是我們樓房管理員，都停步向他們打招呼。這條街上有些孩子把他當作一個怯懦的有點滑稽的人，但我並不這麼想。這個活潑愉快而又自信的矮男子名叫盧瑟·鮑威爾，他就是我的父親。
他20歲出頭就從牙買加移民來到美國。在我出世之前17年，他放棄了在一家店鋪當小夥計的工作，離鄉背井，移居美國。他從來沒有向我談過他在牙買加的生活，很可惜，我也不曾向他問過。我只知道，他是託普希爾村一個貧苦人家的9個孩子中的老二。他來美國，跟他之前來美國的千百萬人一樣，無疑是為了尋求一條較好的生路，並且為他的子孫後代尋求一個較好的前途。他搭乘聯合水果公司的一艘汽船，一艘真正的香蕉運輸船，在美國費城上岸。
爸爸先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種植園當工人，後來到紐約曼哈頓區當大樓管理員。他最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第7大道500號專門縫製女性套裝和外套的金斯伯格服裝廠（後來發展成蓋因斯公司）謀到了一份差事，終於保障了他安家立業，成為一家之長。他先在庫房工作，然後升為貨運辦事員，最後當上貨運部領班。
我母親在牙買加的孃家，社會地位比我父親家略微高一點。她是9個姐妹兄弟中的老大，高中畢業，比我父親強。當父親在家務事上以勢壓人時，媽媽常常嘮叨：“你有什麼了不起，中學都沒有畢業。”在移居美國之前，媽媽曾在一家律師事務所當速記員。她的母親，麥科伊外婆，個子矮小，善良可愛，講英語的時候拖著英國人的腔調，又夾雜著非洲口音，我至今一回想起來仍然覺得是在聽音樂。麥科伊家族和鮑威爾家族，如同牙買加常見的那樣，其祖先混雜著非洲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血統，也許還有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血統。我父親家甚至還跟魯姆菲爾德一個猶太人家族有血緣關係。
外婆的丈夫埃德溫·麥科伊是蘇格蘭人，在一個甘蔗種植場當監工，他使我們具有蘇格蘭人的血統。外婆生了9個孩子，當她被丈夫遺棄時，只有幾個長大了，多數孩子還要靠她撫養。她為尋找工作掙錢養活孩子們，離開牙買加，先到巴拿馬，然後到古巴，最後到了美國。在美國，她的大女兒，也就是我媽媽，可以幫她一些忙。外婆給人家當女僕，以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當縫紉計件工，節衣縮食，把節省下來的每一文錢都攢起來，匯回牙買加，養活仍然留在那裡的兒女。外婆最後去了她最小的女兒——勞麗斯姨媽家，她倆是闊別12年以後才在紐約團聚的。外婆為兒女們作出那麼大的犧牲，而且全家長久分散天各一方，這在我們這些未曾嘗過悲慘貧困滋味的人看來，真是難以想象。
外婆給我媽媽起的名字是莫德·艾麗爾，但是媽媽一輩子都被叫作艾麗。她身材矮小，只有5。1英尺，體態豐腴，臉龐秀美，長著一雙溫柔的淡棕色眼睛，棕色頭髮梳著40年代的髮型，臉上經常帶著暖人心田的笑容。她白天在服裝廠上班，當縫紉工，忙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