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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侵略，仍然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案。“當然，這個方案有嚴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認這一點。制裁把主動權讓給了伊拉克，由伊拉克決定到什麼時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採取行動。歷史還告訴我們，制裁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當真起作用。現在我對到底走哪條路——戰爭還是制裁，尚無定見。我只是認為這兩個方案必須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慮。幾周之內無需總統做出決定。
我講完之後，總統說：“謝謝，科林。這很有用，很有意思。從各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是有好處的。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沒那麼多時間等著制裁發揮作用。”他說完話後，會議即告結束。
鮑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統帥們》一書中對橢圓形辦公室裡的這一場景做了戲劇性的描繪（他把它說成是發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說我要促使總統在海灣採取一種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闡述自己的觀點，因為當時在場的顧問們沒有一人支援我。在他的書出版後，談論鮑威爾是個“不想打仗的軍人”大有人在。戰爭是罪過啊！戰爭是死人的遊戲，而我認為不應輕率的犧牲美國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職責是向國家文職領導人闡明所有的選擇方案。在我們民主國家裡，決定進行戰爭的是總統，不是將軍們。我盡了我的責任。制裁時鐘上的時間正在嘀嗒嘀嗒地走過。如果總統是正確的，如果他決定必須進行戰爭，那我的工作是確保我們準備就緒、投入戰爭並取得勝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蘇聯將軍到北達科他州埃爾斯沃思空軍基地參觀一個導彈發射井，那裡面有一枚瞄準蘇聯的導彈。我還帶他去科羅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這個秘密的隱蔽之處，我向他解釋我們是怎樣跟蹤從他的國家打過來的導彈的。我陪同的這位貴賓就是蘇軍總參謀長米哈依爾·莫伊謝耶夫大將。在海灣地區美軍部隊正如火如荼地集結之際，我陪他周遊美國各地，這是一種干擾，但卻是必要的。在建立我們和蘇聯雙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諧氣氛中，個人關係極為重要，特別是鑑於在海灣危機中他們第一次與我們進行迄今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維也納會見莫伊謝耶夫時產生的好感，至今猶存。我喜歡和佩服這個人。除了必要的對美國軍隊的廣泛參觀外，我還要莫伊謝耶夫體察日常的美國，帶他去感覺它、認識它、接觸它，以瞭解自由社會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當我帶他去看一個軍事設施或向他展示一個武器系統時，他總是顯得非常厭煩地說：“是的，我們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約瑟夫娜到達美國後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喚醒住在博林空軍基地要人區的這位將軍，帶他去訪問我喜愛的華盛頓名勝之地。陪同我們的譯員仍是彼得·阿法納先科，他是我們的一個同伴又是俄語和俄國精神文化的學者，與他在一起總有一種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們首先參觀了傑斐遜紀念堂。因為傑斐遜是我特別景仰的開國先輩中的英雄。我特別讚賞他在擔任總統職務時的謙虛態度。他在首次就職演說中講道：“我以遵從此職務而起步，當你們明智地在你們力所能及範圍內推出更好的人選時，我就準備退出此職務。”在同一篇演說中，他還道出了使每一個擔任過公職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關公職的現實主義思想。“人孰無過，當他從這個職務上卸任時，極少還有著他上任時的聲譽和好感。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謝耶夫解釋了鐫刻在紀念堂西南牆上的《獨立宣言》的要點。我說：“這些誓言開創了我向你介紹的這個國家。”
對於我來說，傑斐遜可能看來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為一名非洲裔的美國人，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職演說的保證中所暴露的種種矛盾，一方面他說，“平等和真正公正地對待所有人，不論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佔有著奴隸。然而，我們都是我們時代的產物，而且正像傑斐遜所曾說過的那樣，人在變化，否則“我們就會要求一個成人仍穿著他孩提時合身的衣服了”。
隨後我和莫伊謝耶夫等人驅車去華盛頓紀念碑，對此他僅瞥了一眼。爾後，我帶他到林肯紀念堂，這裡顯然給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興趣的是我們參觀的最後一個景點——越戰老戰士紀念碑草地廣場上那座線條簡單、部分埋入土裡的一堵石牆。我向他介紹了我們可以利用電子計算機從陣亡的5。8萬名人中找出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在之處，我還以我的已故朋友託尼·馬弗魯迪斯為例作了表演。當我們依次沿著這堵牆走過時，莫伊謝耶夫沉默不語。最後他說：
“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