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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等著挨批吧，如果在電視廣播網上出現，不必驚慌。”
邁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準備。”
不出所料，斯考克羅夫特堅決駁斥了杜根的言論。
在接著到來的星期一早晨7時45分，我正坐在辦公桌前工作，仔細閱讀夜間的情況報告，並透過我的單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戶看到乘班車的人紛紛來到，這時候切尼打來電話。他要我馬上去見他和副部長唐·阿特伍德。我剛關上門，切尼就說：“我要撤邁克·杜根的職。”
“迪克，”我說，“我們能不能談談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職。我對他已失去信心。”
“我們要確保罪有應得。”我說。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陰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離開這房間，”他說，“我就打電話給杜根，我要撤他的職。”我設想——後來證明正是這樣——切尼已經獲得總統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嚴重錯誤，他總是要做明確處理的。我當時的工作是開始物色一個接替人，因為在五角大樓日落以前杜根就將離職。早些時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會見過梅里爾·“託尼”·麥克皮克上將，一個精悍的戰鬥機飛行員，54歲，精力充沛，富於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麥克皮克是一個機靈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個主意，其中只有3個可能是正確的。我想，出主意能達到這樣的成功率就算不錯了。他思路活，不是一個庸才。於是，我向切尼和空軍部長唐·賴斯推薦了麥克皮克。恰好正中他們的意，這樣託尼就成了新的空軍參謀長。杜根即將被另一個空中力量擁護者所接替，我希望後者會更謹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辦公室說：“迪克，總統確實越來越急躁不安了。他老問，我們究竟能不能靠空襲把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
切尼說：“是的，他擔心他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倆都理解總統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對他說過，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個時候才能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打仗。喬治·布什對“沙漠盾牌”行動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本，他的政府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幾乎已陷入停滯狀態，因為海灣問題佔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認為他能無限期地攏住國際聯盟。
我問切尼：“您知道諾姆、軍種參謀長們和我是怎麼想的？在沒有部署好能確保勝利的兵力以前，我們不應發起攻勢。而這需要花時間。”
“那你想怎麼幹？”切尼問。
我說：“目前我們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個月總統就必須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不斷加強兵力以進行戰爭。“我想我們有必要向他較詳盡地闡述長期的制裁和絞殺是怎樣起作用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擺明有利和不利之處，這樣總統可能會採取除戰爭以外的辦法。我接著說：“與此同時，兵力集結應繼續進行。”我已與日克和斯考克羅夫特討論過這類辦法。貝克感興趣，但斯考克羅夫特與布什有同感，對長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說：“今天下午總統有時間，我們去他那兒，你可向他擺明全部情況。”在迪克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寫些發言要點的時間。
那是一個溫暖和令人發睏的秋天的下午。總統坐在桌旁正與斯考克羅夫特和蘇努努談話。國務卿貝克和國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員都沒來，因為這是一次臨時的碰頭，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會議。我發現布什有點心不在焉。我沒有把握說總統是否願意聽我們說。那天的晚些時候，他將會見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並就一項預算問題與國會進行談判，這項預算將使他的“絕不再徵新稅”的保證付之東流。
“總統先生，”切尼說，“主席有些想法要給您說。”總統向我點頭，示意要我講。
“先生，”我開始說，“您仍有兩個基本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個方案是軍事進攻。”我向他介紹了整個的動員時間表。還說明如果薩達姆企圖再次挑釁，需要我們迅速反應的話，我們已制定好一個對付他的空襲方案。接著我說：“我仍建議我們要為進行一場大規模的空陸海聯合作戰繼續做準備。如果您在10月決定採取軍事進攻方案，我們能準備好在1月份的某個時間發起攻擊。”
第二個方案是制裁。我說明在繼續實施制裁時，我們將怎樣維持我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防禦態勢。即使我們的兵力已經增加到可實施進攻的規模，我們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禦水平。透過我們的防禦戰略和實施制裁來遏制伊拉克的進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