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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的石油。他虎視眈眈地盯著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島，因為這兩個小島堵住了伊拉克進入波斯灣的出路。他說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貪婪的叭兒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訪問突尼西亞、埃及和約旦之行中，發現這些國家對尋求一種“阿拉伯”方式解決伊拉克的財政問題表示樂觀。然而，當我到了以色列時，發現以色列人對薩達姆的態度不很樂觀。此行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與我職務對等的以色列參謀長丹·肖姆龍中將設宴款待我，席間我講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區學會的意第緒語，這使來賓們大吃一驚。有訊息說我甚至用意第緒語同總理伊扎克·沙米爾進行了一次私人會談，雖不屬實，但也不必否認。
回到華盛頓後，7月的第三週，聯合參謀部情報局長邁克·麥康奈爾海軍少將到我辦公室，把衛星照片擺在我辦公桌上，指著十分明顯的影象說：“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邊境部署了3個師，迄今為止約有3。5萬人。”他可認出這些部隊是薩達姆·侯賽因的擁有數百輛現代化蘇制T—72型坦克的精銳部隊——共和國衛隊的一部分。薩達姆在邊境附近部署部隊是不祥之兆。但它說明什麼？恫嚇？施加壓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遠？
7月24日，我憂心忡忡地給在坦帕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的諾姆·施瓦茨科普夫打電話。如果美國在軍事上捲入波斯灣，那就該輪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場了。作為中央總部的司令官，他負責我們在南亞、非洲之角和中東重要地區的軍事活動。我們談及持續不斷的伊拉克的兵力集結，當時已達4個師，兵力超過10萬人。阿拉伯領導人仍不斷地告訴我們不用擔心，阿拉伯兄弟之間是不會相互廝殺的。不過，我告訴諾姆，“我希望你準備好兩種對策，”其一是，如果薩達姆對邊界作輕微的侵犯，你要拿出進行報復的方案來；其二是，如果薩達姆表現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們制止他和保護這個地區的方案來。”
“我就動手幹，”諾姆說。他在這個問題上早已有所準備。中央總部是由吉米·卡特總統期間建立的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部隊發展而成，是用來對付我們當時的朋友伊朗和蘇聯軍隊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的。為制止俄國軍隊穿過伊朗北部的扎格羅斯山脈，美國莫名其妙地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巴列維國王垮臺後，伊朗從朋友變成了敵人，而蘇聯南下波斯灣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總部將它的注意力轉向伊拉克對其小鄰國的威脅。
有經驗的軍人判斷敵人是否準備進攻，通常依據三個必然會出現的跡象：敵軍炮兵是否前移？是否鋪設通訊線路？是否給部隊補充油料和彈藥？到7月31日，上述三個徵兆均已出現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電話給施瓦茨科普夫說：“我希望你明天來這裡，向切尼和三軍參謀長們彙報你對局勢的評估和你的應急計劃。”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萊爾賓館迎接多哥總統埃亞德馬宴會的那一天。飯後，我要奧蒂斯速速送我回五角大樓。我急於回去參加預定在下午2時舉行的施瓦茨科普夫的彙報會。我幾乎與迪克·切尼同時到達“坦克”。參謀長們立起，然後我們各自就座。切尼要我講開場白。我很快就讓施瓦茨科普夫主講。他那魁偉健壯、高達6。3英尺的身軀和充滿個性的感染力彷彿佔滿了整個屋子。諾姆做了歷時90分鐘的十分冷靜嚴肅的陳述。
“你認為他們要幹什麼？”切尼問。
“我認為他們要進攻。”諾姆說。他認為，那將是一次有限的攻擊，以便佔領魯邁拉油田的科威特部分和巴比延島。他不認為薩達姆企圖吞併整個科威特和推翻其統治家族。會議以此基調宣告結束。
早些時候，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迪克·克爾向我們做了同樣的判斷。然而，布什政府看來有意不介入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鬥。5天前，我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在與薩達姆·侯賽因的會見中說：“……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像你們與科威特的邊界爭執，我們不大理會。”後來，這位大使打電報給華盛頓，敦促美國在伊拉克與科威特自行解決它們的爭端以前，“少作批評”。在爾後的一份致薩達姆的電報中，布什稱他的政府“繼續願與伊拉克保持較好的關係”。我們聽到阿拉伯國家說不會有事的；聽到美國說：一旦有事，也與我們無關。
關於我們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問題，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曾提出幾項建議。其中有一個建議是加快已駛向波斯灣的“獨立”號航空母艦的航速。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還建議將駐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島的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