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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聯合參謀部工作的海陸空軍的二星或三星將軍。主席的更強有力的地位使聯合參謀部的工作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確定了在聯合方面的業績是晉升軍銜的一條標準。因此，我招賢納士，錄用第一流人才毫無困難。聯合參謀部成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參謀班子。
一個主官坦率地將自己的脾性和工作習慣告訴部下，以便他們能夠理解和適應是很重要的。我事先向參謀人員打過招呼，當我專心致志工作時，對打擾和提問我可能表現出急躁。在使人極度緊張的情勢下，我往往會突然進入十分專注的狀態，我會十分認真、十分投入，對身邊的一切事情無動於衷。在這期間，我進入辦公室時可能不打任何招呼。如果我的主任參謀向我呈報不是緊迫重要的問題，我可能會大聲嚷嚷，要他走開。我告訴參謀人員對我這些情緒變化不要太當真。忍一下，我很快會恢復平靜的。
我的職務越高，時間就越寶貴。時間是無法節儉地延長使用的日用品。我制定了一些簡單的規定：未經我同意，參謀人員不得替我承諾出席任何會議、發表演講、參加社交活動、外出或參加慶祝儀式。即使5分鐘也不行。凡我預定開的會，必須準時開會。要別人等的人是不替別人著想的人。每當我耐著性子等待姍姍來遲者，就好似我在交通阻塞時面對著計程車上不斷走動的計程表。我還規定，我的辦公室要迅速回答打來的電話。
我把有關簽名的凱斯特法律制度化。J·凱斯特教導我，我每次把我的名字簽在什麼東西上，我就製造了一個法律檔案。因此，除最無關緊要的檔案外，誰都不能替我在任何東西上簽名。我知道很多頭頭是允許他們的秘書在重要的信件上替他們簽名的，這一做法我是決不允許的。凱斯特還教導我，註明日期的簽名是具有更大的法律效用的。因此，我不允許簽名時提前或推後日期。我只在確切日期的檔案上簽名。
我規定我的參謀人員不得準備任何敷衍塞責的“臭蟲”信件要我來簽字。這一用詞原出於一則有關紐約中央火車站的典故。一名乘客在普爾曼式臥鋪車廂裡被一隻臭蟲咬了，他寫信給鐵路公司董事長表示強烈不滿。鐵路公司董事長回了一封道歉信，說明該公司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請這位乘客放心，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這位乘客讀著來信，心裡很高興，不料這時又從信封裡掉出一張由董事長草草寫給他秘書的小字條，上面寫道：“發一封臭蟲信給那個混蛋。”
我的參謀人員可能會接到某個公民表示抱怨的來信，併為我草擬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說：“感謝您的關心，但這些事情畢竟發生了。”或者說：“對不起，來信投錯了單位。”然而我會在這類回信的前頭批上：“找出問題，看看我們能不能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告訴來信人誰能解決。但不得敷衍塞責搞‘臭蟲’信。”
作為主席，我恪守我的老座右銘：要檢查細節。很久以前我在空降導航員學校時曾發現一名軍士因開傘鉤未掛上差點送了命，這件事進一步加強了我的信念。檢查細節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其一，司令官可以瞭解戰備的真實狀況而不是表面現象。其二，將軍對細節的重視可使基層官兵知道，他們在指揮系列中的位置與其他環節一樣重要。
我管理龐大的聯合參謀部靠的是多年來從布朗、溫伯格、卡盧奇和其他人身上學來的方法。每天上午，我準時在8點31分進入聯合參謀部會議室參加8點半的碰頭會。我的主要參謀官大多數是二星或三星陸海空軍將軍，總共約20人。他們都知道遲1分鐘不會被認為是遲到。我取消了主席以往採用的正式彙報形式（那種形式要求製圖參謀連夜繪製出彙報用的所有圖表）。開會時，我圍著桌子轉一圈，讓三軍將領們談談他們各自領域內的情況。如果老老實實地回答“一切正常”，不會有不利之處，因為這正是我所想聽到的答覆。會議開5至30分鐘。我利用這種會議來了解資訊和安排一天的工作，而不是解決問題。會議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參謀部各部門主官監督我。看我是不是在發火？看我是不是又在吹噓自己過五關斬六將的老故事？看我是在發牢騷還是在罵人？我總是試圖保持精神振作，特別是出了事和我們面臨麻煩的時候。頭頭的情緒會感染整個組織。最糟的情況是誰都不知道領導人的情緒怎樣。我的參謀人員一上班就可知道我的情緒如何。同樣地，我也可以從中瞭解他們。因為你每天與他們碰面，你瞥一眼就能知其三分，你知道誰碰到了麻煩，誰需要幫助或鼓勁，誰在準備著挨批。這種早晨碰頭會的作用是建立協作精神。這項嚴肅的工作是在我辦公室裡小圓桌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