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的小群體內展開的。
在行政機關裡，小事情會產生巨大的象徵性意義。一天，精力充沛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參謀長聯席會議信箋紙署著我簽名的檔案送給了國防部長。“如果您要以參謀長們的名義送出材料，”格雷說，“我們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檔案送上去以前，從未送給我看。”格雷說得對。
按照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我是主要軍事顧問。在我提出任何建議之前，我無需徵得參謀長們的同意，我甚至無需與他們磋商，儘管這樣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獨立地位的象徵物，於是便購置了一摞抬頭通欄印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字樣的公文紙。我拋掉了舊的公文紙，同時也拋掉了40年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辦事傳統。我不再是參謀長們的綜合性意見的傳聲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進言。信箋頭上的一詞變動使主席的獨立性變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還採用了一些其他的新辦法來幹日常工作。我越來越多地單獨與參謀長們開會，不讓他們帶任何參謀官或記筆記的人到場。這對史學家來說是不太好，但對鼓勵直言不諱來說卻是大有好處。我還喜歡在我的辦公室而不是在帶有舊的法人團體遺蹟的“坦克”裡與參謀長們開會。我停止下發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的固定日程表。參謀長們並不在意，但他們的參謀人員頗為不悅。沒有議事日程表，他們就不知道在會前要為他們的長官准備什麼樣的檔案。這樣一來，參謀長們到我辦公室來時，就不會帶上一大堆他們認為必須捍衛本軍種立場的材料。他們確實有了說心裡話的更大自由。既然我們不再謀求一致贊同的看法，他們也無需從本軍種的利益出發去維護自己的立場。無疑，有些人對我的做法持有異議，但我認為，作為一個更加正式的機構，這一新作風使參謀長們具有比他們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響力。如果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我就準備把這些觀點呈報給切尼，並像對我自己的觀點那樣極力加以維護。這樣做，他們的意見就會得到認真考慮，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幾乎自動消失在冗長的、沒稜沒角的意見一致的報告之中。
正當我們在國內醞釀改革我們的軍隊時，我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我們的老對手是怎樣改革他們的軍隊的。我們駐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大使傑克·馬雷斯卡參與了旨在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的歐安會研討會的組織工作。這次研討會是空前的。北約國家、華沙條約國家和不結盟的歐洲國家的軍隊參謀長們將於1990年1月在維也納哈布斯堡王宮開會。1814年，在這個王宮裡曾舉行過重畫拿破崙失敗後的歐洲地圖的維也納會議。馬雷斯卡請我出席這個研討會，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麗堂皇的會議廳並在一個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對面的一個人，即使他不穿蘇聯的將官制服我也認出他是一個軍人。他就是接替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蘇聯總參謀長米哈依爾·莫伊謝耶夫。變化真大啊！阿赫羅梅耶夫，70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矮個兒，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謝耶夫，51歲、大個子、精力充沛、儀表堂堂、姿態威武。
在我的發言中，我要建立的論點是，自從歷史把美國推向超級大國地位以來有一點一直被人們忽略了。儘管我們擁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下，軍事領導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規定要宣誓支援和維護合眾國憲法。”我還解釋說，這個文獻“視軍隊，特別是我的軍種——陸軍是一個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組織，在危機時期有用處，而在所有其他時間裡都要受到小心的監視。”
我進一步指出，從我國誕生以來，美國人民就反對建立常備軍的思想。憲法的一個撰寫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軍隊的限額。我援引了喬治·華盛頓的回答：“一個絕妙的想法，只要我們能說服我們各方面的敵人加起來也保持相同的數量。”我指出，身為四星上將的主席，我不是美國的最高軍事領導人。這個人是總司令，是總統。我提醒在場的盟國、敵國和潛在敵國的聽眾，美國武裝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國人民堅持認為，一旦我們不得不組建軍隊，其態勢必須是防禦性的，確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須經過嚴格的審議。就在此刻我坐在這裡的時候，在國內我們的國會正在想出各種辦法來削減我們的軍隊。在民主國家就是這樣，我也贊成這樣。”
我試圖在會上定出妥協和非敵對的調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當輪到莫伊謝耶夫發言時，這位蘇聯武裝部隊的新頭頭態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發言與美國的機械式的冷戰戰士一個腔調，講的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