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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航空母艦。怎麼知道的？因為幾年前衛星照片表明，在一個蘇聯造船廠裡放著一塊龍骨板。顯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艦的龍骨，因此蘇聯航空母艦仍在生產線上不斷製造。我與海軍頭頭爭辯說，當蘇聯正從它的東歐的老帝國勢力範圍撤出之際，認為它還會加強海軍統治海洋，那是毫無道理的。這一爭論現在有了答案，俄國人正把航空母艦當作廢鐵出售。
我還重新思考過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記得，在溫伯格當國防部長期間，在“坦克”裡與我的老導師陸軍參謀長約翰·威克姆聽取關於電子制導的新式炮兵武器——“銅斑蛇”炮彈的彙報時，威克姆聲稱，“有這樣精確的炮彈，我們就不需要在戰場上用骯髒的戰術核火力了。”戰術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實施彈幕射擊那樣，鋪天蓋地而來，以便摧毀彈幕下的一切東西。而這種新式靈巧武器很像是精確的步槍火力。
在我任主席後不久，我們面臨著處置某種核炮彈問題。這種炮彈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安全。因此，陸軍部隊對這些炮彈進行類似切除輸精管的手術，注入氣體使之失去功能。後來，核炮彈製造者解決了安全問題，他們要求做恢復功能的手術。我覺得這是一種愚蠢的想法。那時候我們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導彈，難道我們還要花錢重新裝配使用價值有問題的小的戰術核炮彈嗎？我的主張遇到重重阻力。陸軍不想放棄其戰場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樓的文職政策制訂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內也都反對我。然而，我卻越來越深信，戰術核武器在戰場上沒有用處。
2月18日，我站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查爾斯·E·史密斯中心的講臺上，回首20年來的風雲變幻，激情在我心間盪漾。上一次我在這所大學的校園裡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時我結束了工商管理學碩士論文工作。今天，我應喬治·華盛頓大學新校長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請重返母校，接受榮譽學位並在冬季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我在講話中一開頭就指出，這是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第二個學位，但這個學位沒有花政府很多錢。我想強調指出的一點是，自從我離開這個校園以後，世界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指出，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時，納爾遜·曼德拉還是南非監獄裡的犯人。幾天前，他終於被釋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將在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演講。當我是研究生時，60萬蘇聯軍隊駐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現在，一個戲劇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瓦茨拉夫·哈韋爾當了捷克的總統。當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學時，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一直不斷地進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進攻性演習。現在這個條約組織是一片混亂。我提醒聽眾：“蘇聯的制度已風雨飄搖和停滯不前了，現在我們正等待它的分崩離析。”
典禮結束以後，在我即將上車的瞬間，我停了下來，想起當年從史密斯中心走向國會山途中，不顧催淚彈灼傷眼睛，舉目觀看數百名越戰老兵把他們的獎章投向國會山的情景。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生時，曾發生過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大逮捕，1。3萬多名反戰抗議者被投入華盛頓監獄。那時候，我想起公眾對我職業的態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鬱。我們設法扭轉了這種情況。目前面臨的挑戰是要維護我們已恢復的尊嚴。我認為，關鍵是要使今天的軍隊適應今天的現實。
感謝上帝。一次成功機會很小的演出終於成功地舉行了。不是阿爾瑪和我總懷疑我們女兒琳達的天才，而是因為戲劇界的供求法則甚至對最有天賦的人都不利。在一個3月份的晚上，我們穿著盛裝，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利斯納禮堂，觀看琳達在一個巡迴演出公司演出的《勝利之舉》，這是一幕描述傑基·魯賓遜在壘球運動中衝破膚色障礙取得成功的話劇。琳達扮演魯賓遜妻子這一主角。她棒極了！她如願以償！
大約在這時候，琳達又交了一次好運。她去加利福尼亞一個月參加拍攝一套夏季的替補性系列片。在那兒的時候，她曾被邀請出席在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和他夫人瑪麗亞·施賴弗家裡舉行的宴會。琳達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萊塢的生活使她興奮不已。但是，她認定好萊塢不大講求實際，而寧願回來在東部地區從事她的事業。坦率地說，我鬆了一口氣。
迪克·切尼敦促我繼續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儘管他還有保留意見。作為我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別會見兩名報道五角大樓情況的記者——《紐約時報》的邁克爾·戈登和《華盛頓郵報》的R·傑弗裡·史密斯。我向他們兩人承認，要說通內部的人很難。我告訴史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