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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我試圖使國防部確信：軍事威脅確實不同了。”史密斯一個勁兒地催促我丟擲硬新聞，說我到目前為止所講的話都太軟了。我提出的削減幅度有多大？他問。我拒絕講具體數字，但史密斯一個勁地追問。最後，我遷就了他說：“可能在20％到25％左右。”5月7日《華盛頓郵報》頭版新聞報道說，“我國的最高階軍官”預測，改組了的軍隊可能使“國防預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驚訝我的議論居然引起了轟動。不僅《華盛頓郵報》登載了，後來《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幾家大報，甚至倫敦的《經濟學家》週刊都發表了我的講話。
狡猾的國務卿吉姆·貝克打來電話向我祝賀，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煩。而我擔心的是切尼的反應，他也公開提出要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但在今後6年內將通貨膨脹計算在內每年只削減2％。迪克·切尼不是一個喜歡部下同他唱反調的老闆。在《華盛頓郵報》報道刊出的那天，我們會面時，他只說了一句：“很不錯的文章。”然而，隨著這一天慢慢地過去，不同的意見開始紛紛而來。我透過五角大樓的小道訊息得知參謀長們都不高興，因為我提出的削減幅度太具體了。國會山保守的共和黨人士質問切尼，當總統自己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說要做更大的削減時，他們怎麼能維護總統的預算。我們的北約盟國也表示不滿。當美國準備這麼大幅度地裁軍時，他們怎麼能向議會要求批准龐大的軍費開支呢？
次日，部長召我到他的辦公室，他皺著眉頭，面色不悅地說：“我們得談談你向記者說的話。”
“是，長官。”
“我必須知道你是否支援總統。我需要確切知道你是否與總統一條心。”
我驚得目瞪口呆。我審慎地停了一會兒才回答說，“可能我的話講得太早了。”然而，我對記者所講的話確實是軍隊面臨的危機徵兆。我很抱歉由於自己講話不慎給總統添了麻煩，“但決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條心的問題。”我說。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眼看空氣會燃燒起來似的。然而，我們兩人都有足夠的自控能力，不會使情況失去控制。接著，我們又繼續研究“基本兵力”的問題，力爭達到25％的削減幅度。
從我發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紀念“野牛勇士”的塑像運動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在我脫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傳給了陸軍文職官員、現國民警衛隊准將阿朗索·多爾蒂。朗尼竭盡全力，但因支援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計劃被擱置下來。後來，有名黑人海軍軍官卡爾頓·菲爾波特海軍中校作為指揮與參謀學院的教官來到利文沃思堡。他對“野牛勇士”計劃著了迷。他接過這個奄奄一息的工程專案，並使該專案重新恢復生機。他不滿足於豎立一個騎馬戰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個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園。他要建立一個基金會，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館和支付黑人軍事史教育計劃的費用。菲爾波特與我聯絡並要求我重新參加這一募捐運動。我問他計劃要花多少錢？他說：“50萬美元。”我一時語塞，但同意盡力而為。
富有的《電視指南》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是前駐英大使。在里根執政時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亞之行中結識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寫信告訴他有關我們在利文沃思堡的夢想。他回電話說，我們所談的這類紀念公園花50萬美元是拿不下來的，大概需要85萬美元才可能辦得到。雖然這不是我想聽的訊息，但安嫩伯格答應如果我們能籌到相當的經費，他先捐助25萬美元。
於是，募款便成了我的業餘工作。捐款陸續到來，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捐了2。5萬美元；著名的紐約慈善家、軍隊的朋友扎卡里·費蒂爾捐了5萬美元。幾個月後，安嫩伯格再次打來電話。他說，他討厭事情老拖著，並問“野牛勇士”紀念館的募捐運動進展如何？我向他介紹了取得的一點進展。他說，他對這個計劃深信不疑，並希望看到該計劃有大的進展。他將很快送來一張款額為25萬美元的支票。我們以後只需操心籌措餘下的款項。
多虧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動，我才能夠於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參加破土奠基儀式。軍樂響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騎兵兵營的荒地上。出席儀式的顯要人物還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倫內德·威沙特中將、菲爾波特海軍中校和多爾蒂准將。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軍士長威廉·哈林頓和上士伊萊沙·基爾斯。他們都已95歲，是很久以前純黑人團的真正的野牛戰士。當我握著他們滿是老繭的手時，我油然聯想起我的過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奮戰、在聖胡安山衝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