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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結婚的嗎？”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個兒子，他在軍隊供職，是嗎？”
“是的。”我說。
“我也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裡。”這時莫伊謝耶夫對我做著手勢，笑著說，“但我在51歲時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幾乎在53歲時才做到這一切！”
就這樣，堅冰被打破了。隨著伏特加酒下肚，氣氛越來越熱烈。莫伊謝耶夫向我們談起他在西伯利亞的童年生活。他父親是大西伯利亞鐵路局的一名養路工，不論氣溫多低從未缺過一天勤。他的母親仍住在西伯利亞的故鄉。只有在談到波羅的海國家問題時——美國仍認為它們是被佔領國家——我才隱約地感覺到蘇聯固有的敵意和此人的強硬。莫伊謝耶夫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輩的親人，他們都是軍人，都為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地犧牲了生命，而現在他們竟恨起蘇聯來了！
到酒酣夜靜之際，他和我成了兩個相互交流戰鬥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適愉快的氣氛中開始提一些問題。“我們都感到蘇聯正處於變革之中，”我說，“兜售老一套的黨的路線還有什麼意義嗎？”他也知道蘇軍將從東歐國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問：“為什麼你們不快一點撤軍呢？”他說：“因為孩子們必須讀完學年。”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向另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做出這麼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開懷大笑。我不知道那個晚上我提出的意見他是否全接受，但當我們分手時，莫伊謝耶夫緊緊擁抱我說：“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終生朋友。”就我來說，我感到我遇見了一個徘徊於老式共產黨敵人和新軍人夥伴之間的人。
雷伯恩大樓2118號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室，講臺前掛著一塊飾板，上面寫著：
合眾國憲法第1條第8款
國會有權……
招募陸軍並供給軍需……
建立和維持一支海軍……
制定統轄和管理陸海軍的條例。
我想，掛在那裡的飾板是要人瞭解在防務方面是誰掌管錢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間裡為擬議中的1991—1992年國防部預算進行辯護。以往要確定我們軍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擺出蘇聯的威脅，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但是，隨著蘇聯在軍事上的收縮，我們面臨著一種基本上一面倒的情況，國會議員們異口同聲地宣稱，威脅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龐大的軍隊。“和平紅利”已成為一句時髦的話。既然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槍炮，我們就可以把錢轉用於教育、住房或預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總統發表了他的，《國情諮文》，在《國情諮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階段大量裁減駐歐洲美軍的建議，以適應變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眾參兩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會議，宣傳佈什的防務預算是政府適應新的世界氣候的明證。然而，當我們離開國會山時，我們知道，除非我們採取一項指導裁軍的全面戰略，否則五角大樓的政敵會扛著電鋸來找我們。因此，切尼儘管還沒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繼續完善它。
在國防部內部和在與國會議員談話時，我宣傳“基本兵力”理論，即我們的兵力規模要從單純以威脅為依據轉向以威脅和作戰能力為依據。我說，我們可能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擔心蘇聯的威脅，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某些基本的戰鬥能力。舉例來說，我們可能不會再需要保持一支專門的空運力量，以便把幾百萬噸物資裝備運往歐洲，好對付蘇聯可能的入侵。但是，我們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資運往全世界的難以預見的麻煩地點。我們可能不再與富爾達峽谷對面的蘇軍第八近衛集團軍相對峙，但我們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軍隊要能夠執行4項基本任務：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戰；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戰；其三、國內有一支應急部隊能迅速部署到熱點地區，就像我們在巴拿馬的行動那樣；其四、保持一支削減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隊，以懾服核敵人。
我已經使我的某些同事改變了觀點。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贊同我的主張，戰略空運司令部司令傑克·錢恩上將也贊同我。另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是統率北約部隊和駐歐美軍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傑克·高爾文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對某些軍事首腦死死抱住舊觀念不放而感到吃驚。海軍繼續爭辯說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艦。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蘇聯正在建造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