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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可以，沒什麼問題。”總統想把這位民權巨人安葬在阿林頓國家公墓。在關係這塊聖地的問題上，他想到與軍方聯絡，這使我非常高興。
“還有，感謝你和夫人參加我的就職儀式。”克林頓講完這句話後就掛上了電話，根本沒提阿斯平對記者的談話或同性戀問題。
第二天下午，阿斯平部長、各軍種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和我來到白宮羅斯福廳，坐到會議桌的一面，對面坐著總統、副總統阿爾·戈爾、白宮辦公廳新主任麥克·麥克拉蒂、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尼、白宮發言人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和總統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員。阿斯平要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五角大樓當前關心的問題，部隊狀況、軍隊水平和國防預算。我們猜想，總司令第一次與他的最高軍事顧問們會晤應當至少提出幾個純軍事問題。然而，我講話一結束，我們就將後來的105分鐘全都花在討論武裝部隊中的同性戀問題上了。
“總統先生，”在討論過程中我發言說，“我們知道，在軍隊裡服役的男女同性戀者很有能力，表現得很體面，那是他們的身份未公開。如果允許他們公開那樣做，就會引起棘手的隱私權問題。”我建議總統讓每個軍種參謀長都從自己軍種的角度發表一下看法，因為任何新政策都要透過他們去執行。於是各軍種參謀長依次發言，每個人都說明不是僅僅發表個人的看法，他們關心的是保持軍隊計程車氣和維護軍隊的良好秩序。他們都曾徵求了本軍種各方面——野戰指揮官、軍士長、士兵、軍人配偶和隨軍牧師的意見，大家都堅決反對取消禁令。只有最後發言的空軍參謀長託尼·麥克皮克語調比較緩和，可能是因為他看到眾口一詞地反對總統的建議，從而萌發了對總統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為我們在“坦克”裡討論此問題時，麥克皮克反對允許同性戀者服役的態度比誰都堅決。
整個會議過程中總統都一直認真聽取大家的發言，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就發現他有這種修養。他講話時，因參加就職活動講話太多而聲音有些沙啞。他說：“我競選時做了許諾，我實在很想兌現它。”然後，他轉向我說：“但是，上週我也以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須考慮到武裝部隊的建設。我不願看到戰士在軍營裡勾肩搭背，摟摟抱抱，但是這是一個行為規範問題，對異性戀的戰士也同樣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戀者到部隊服役，無論他們是秘密的還是公開的。”
討論繼續進行，大家態度依然謙恭，但氣氛卻相當緊張。我越來越感到失望：竟然讓這個向題成為新政府要解決的第一位的重要問題。同時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為什麼會這樣。比爾·克林頓已經放棄了在競選中所持的其他立場。例如，作為候選人，他批評布什把海地難民遣返回國的政策，而他現在已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主張。由於他的信譽發生了危機，我想他的某些顧問一定會對他說：“總統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後退了。不要管那麼多，就發一項允許同性戀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訴那些將軍照此執行就得了。”
各軍種參謀長繼續指出，在擁擠的軍艦上、在狹窄的軍營裡和在大家緊挨在一起的其他場合裡讓同性戀者與其他軍人混在一起，會帶來許多實際問題。這時，我提出對當前的政策做一些變通。阿斯平、各軍種參謀長和我以前討論過這種變通。“我們可以在青年入伍時不再問他們有關性取向的問題。”我說。男女同性戀者只要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無疑問，對於這種變通，爭取同性戀權利者仍會斥之為歧視性政策，而軍界持傳統觀念的人則可能說這是投降。“但是，”我最後說，“這可能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折衷辦法。”
總統決定暫時堅持現行的政策，同時給軍方6個月的時間研究這一問題。他說，在此期間，不要問應募入伍者有關性取向的問題。會議結束時他說：“我知道這些問題很難辦。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們解決了。“
雖然對這個問題有爭議，各軍種參謀長和我離開會場時情緒很樂觀。總統充分聽取了我們的意見。他知道了軍方的立場，表現出願意妥協。至少他不會不顧軍方的意見，強行立即取消關於同性戀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紐約時報》對我和各軍種參謀長猛烈抨擊。該報的社論指責我們“藐視總統，幾乎到了違抗命令的程度”。該報的專欄作家阿貝·羅森塔爾撰文說，如果沒有杜魯門總統在1948年取消軍隊中的種族隔離，科林·鮑威爾永遠當不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其他報紙也對我進行了攻擊：《華盛頓郵報》說，鮑威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