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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站到了錯誤的一邊“；《芝加哥論壇報》說，”軍方應服一劑增強容忍性的藥“；《費城詢問報》說，”在所有的人當中，鮑威爾應當是最能瞭解取消禁令之主張的人“；《亞特蘭大憲法報》說，”科林·鮑威爾比任何人都偏執“。《時代》雜誌稱我是”桀傲不馴的將軍“。我成了漫畫家筆下的諷刺物件，他們把我畫成一個穿軍裝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評意見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意見應該改變，道理很簡單：我們換了總統。
①尼安德特人，舊石器時代的一種古人類。1856年採石工人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城以東的尼安德特峽谷南側的弗爾特霍菲洞穴裡發現人骨化石，是一種具有較多直立人特徵的古人類。“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譯者注。
比爾·克林頓徵求我的意見，我明知道他不欣賞我的看法，但還是坦誠相告。出於榮譽感我必須這樣做。如果他乾脆採取釋出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辦法，我的日子反而會好過些。因為那樣軍方就會畢恭畢敬地說：“是，先生。”但是，正如萊斯·阿斯平幾乎立即瞭解到的，國會會接著把禁止同性戀者入伍服役的規定作為一項法律頒佈，迫使總統否決，而總統否決後，又幾乎可以肯定國會會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和他的顧問們選錯了問題，對公眾的態度做了錯誤的判斷。在新聞媒介對我大肆攻擊的時候，我的辦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電話，贊成維持禁令的人與主張取消禁令的人的數量比例是6∶1。
我反對取消禁令絕不是出於與生俱來的傳統觀念。例如，我並不反對讓婦女承擔某些戰鬥角色，如駕駛戰鬥機和在軍艦上服役。而且我也認識到，在同性戀問題上希望維持禁令的人中，的確有一部分人的論點與40年前反對在軍隊中取消種族隔離的人的論點相類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們就想在我們的住宅區居住，在我們的食堂裡吃飯，去我們的俱樂部玩，在教堂裡與我們並肩而坐。”不過我仍覺得二者有根本區別。要求不同膚色的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與要求搞同性戀的人和其他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質不同的。
2月10日，《紐約時報》報道同性戀問題的同時，將一條關於我的訊息也登在頭版上，對此我不能置之不理。這篇報道的標題是《據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點我到達五角大樓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電視小組已等在那裡，就傳說我要離職的事向我發問。《紐約時報》的文章有一點兒真實性。我曾對阿斯平說過——對迪克·切尼說的時間更早——我可能提前一兩個月離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位，但提出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個會計年度開始前就職，從而便於工作。同時阿爾瑪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這套住宅是我們為重返平民生活做準備而購置的。我向哥倫比亞公司斷然否認我因同性戀問題而想辭職。恰恰相反，我打算幫助總統解決這一問題。與這家廣播公司談話之後，我對比爾·斯馬倫說我要各個廣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講話。中午之前，我先後出現在3家主要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網中，徹底澄清了關於提前退休的傳聞。
在以後的兩週內，我經歷了公眾對我職業生涯的最尖銳的批評。如喬治·布什在失去總統職位時所說，這令人痛心。一天，託尼·麥克皮克的司機揹著他的長官問奧蒂斯·皮爾遜是否他可以試開一下主席的轎車。空軍參謀長麥克皮克是《紐約時報》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個月之後，國會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們與總統討論的政策，這種政策現在簡稱為“不問不說”。我想法院最終會就這一問題一勞永逸地做出裁決。只要法院做出裁決，不論是怎樣裁決，美國軍方都會遵照國內法行事的。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我的立場反映了我的良心和當時軍隊的需要。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認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對這一爆炸性問題的態度像他們近年來對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態度一樣可能發生變化。
克林頓政府最初幾週中做的幾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滿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國防部正副部長門外的武裝警衛。12年前關於利比亞謀殺陰謀的謠傳引起了一場虛驚，此後便一直派武裝軍人警衛站在國防部正副部長的門外。溫伯格、卡盧奇和切尼都喜歡這些氣派的哨兵。而在我看來，這完全是把好端端計程車兵給浪費了。由於萊斯·阿斯平不講求這種排場，我設法勸說他的助理趁阿斯平還沒注意的時候把這些警衛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勝利，包括因為我成為美國流行音樂的主題而獲得兩枚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