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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確實是個仁愛長者。但你千萬不要冒犯他。堅定的冷戰鬥士理查德·珀爾被調到國防部，任負責國際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長。由於他的反共立場從不動搖，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爾帶來了一名親信，名叫弗蘭克·加夫尼。這位留著鬍子、缺乏教養的仁兄以前是國會工作人員。在溫伯格班子的一次會議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給部長上課，講對共產黨手軟會有什麼惡果，在提到四星將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維西的時候竟稱他為“傑克”。會間休息時，溫伯格把我叫到一旁問道：“那個年輕人是誰？他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但是此後一整年的時間，不論弗蘭克·加夫尼出現的次數多麼多，對於溫伯格來說，他一直是個無名氏。我給珀爾的這個門生上了一番官場規矩課之後，溫伯格總算能說出“加夫尼”這幾個字，最後居然還提拔他擔任了更高些的職務。不過，在卡普·溫伯格跟前，改變印象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
我剛到五角大樓時，曾陪溫伯格到白宮情況室去參加過一次會議。我在門外等著，直至他和總統從裡面出來，到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去做私下交談。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樣近的距離看到羅納德·里根。溫伯格向我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我走上前去並把我引見給總統。當總統握住我的手、對我展露出親切的微笑時，這個人所產生的感染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著真是無懈可擊。頭髮一絲不亂，領帶系得恰到好處，雪白的襯衫就像是剛剛開漿。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們便談起正事了。這短暫的第一次接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里根似乎同時使人產生既親切又疏遠這樣一種矛盾的感覺，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親熱這回事似的。
我像一個玩雜耍的人，力圖把三軍部長、四個軍種的首腦、參聯會主席以及五角大樓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時捧到天上，不讓任何一個掉下來。他們都希望能隨時見到部長，而部長並不總是歡迎他們對他的造訪。同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難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對我的表現感到滿意。五角大樓內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就曾試圖炒我的魷魚。海軍部長約翰·萊曼大概是這座大樓內最善於窩裡斗的人物。在各軍種的競爭中，萊曼是從不讓步的。在他眼中，海軍的地位永遠是全美國軍隊的中心。萊曼不滿足於掌管海軍，總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個防務系統的主意強加給溫伯格。溫伯格不喜歡萊曼這種咄咄逼人的架勢，所以我就得唱白臉，擋他的駕。萊曼自然也就怪我剝奪了部長受惠於他的高見的機會。他在大樓內四處宣揚，說我不是在為部長服務，而是在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馬屁，以確保自己今後能飛黃騰達。他的不滿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爾·塔夫脫那裡去，讓塔夫脫做溫伯格的工作，把我調走。威爾把這件事當作笑話告訴了我。我可不覺得好笑。我給萊曼的軍事助理保羅·米勒打了電話，對他說，他的上司對我的工作不滿意，應當當面對我本人講，不應當背後整我。但這沒有用。溫伯格繼續抵制萊曼，萊曼則繼續責怪我，但我沒有被解職。然而，透過這些衝突，我倒是從約翰·萊曼的詞典中學到了對一句老話的新解：“權力使人腐敗，但是絕對的權力則確實是廉潔的。”
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阿爾瑪的母親也於1972年故去。當我們跨入1984年的時候，阿爾瑪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也不久於人世了。我的岳父約翰遜於1984年2月5日死在阿爾瑪的懷抱之中，享年81歲。我們結婚之初，他對我這個女婿並不信任：是個當兵的，更糟糕的是，還是個西印度群島人。到他去世前，我們的感情已相當不錯，我能夠與這位一本正經的老師親熱地開開玩笑，有時候還在一起喝上兩杯，並且打趣地問他，我工具箱中的東西沒有長腿怎麼會跑到他的箱子裡去。
處理岳父的遺產的責任由我承擔起來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處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屜、壁櫥和地下室內收藏的各種槍支盡數收到一起。我把這些武器裝到我的汽車的背箱內，拉回了華盛頓。負責國防部檔案分發中心的吉姆·布魯克斯是個槍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帶回來的東西。吉姆對一枝0。38口徑的史密斯…韋森手槍、兩枝馬格南手槍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陸軍步槍很感興趣。他買下了那幾枝手槍，最後只剩下那枝步槍了。一次吃午飯的時候，我們一起到停車場去，讓他看看放在我的車背箱中的那件東西。吉姆仔細看了一下，說容他再考慮考慮，就離開了。就在我把槍放回背箱時，一輛巡邏車開了過來，從車上走下國防部的一名警官。
“這是你的車嗎？”他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