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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批評里根的人承受不了。
在戰略防禦計劃問題上，溫伯格變成了比教皇更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成了代表政府講話的出頭鳥。為了打消人們對星球大戰的恐懼，溫伯格向五角大樓的研究與工程主任理查德·德勞爾提出這樣的問題：用以摧毀蘇聯導彈的X光鐳射器是不是用核爆炸作動力的？“那是炸彈嗎？”德勞爾解釋說，鐳射就是用在太空引爆核裝置的辦法產生的。
“但它不是炸彈，對吧？”溫伯格極力尋找著語義學上的迴旋餘地。德勞爾找到了一個有用的委婉用語：“不，不是炸彈。那會是一個核活動。”從此以後，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以及別的場合，溫伯格一直不承認戰略防禦計劃需要核爆炸。他會在手指間轉動兩支2號黃鉛筆。那個護身符表明他的頭腦已經進入戰鬥狀態。他喜歡“發生器”這個詞，不喜歡“炸彈”。
從技術上說，他的說法是錯誤的。我擔心他這樣頑固會被看作是迴避問題。當只有我倆在辦公室的時候，我試圖向他解釋：“部長先生，只有一個核裝置在空間爆炸才能產生使該系統運轉起來的能量。那動力不是愛迪生公司提供的。”
“你說是產生能量，”他滿意地重複道，“那就是說，你同意我的意見。它不是炸彈，是發生器。”
過了一些時候，我明白了他的固執是有道理的。只因為他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不讓步，報紙上也就沒法刊出《溫伯格證實要在太空部署核彈：肯尼迪要求再度就星球大戰問題舉行聽證會》的大標題。
我很快便明白了，溫伯格為什麼沒有被國會嚇倒。議員們常常表現出功夫非常到家的虛偽才能。溫伯格的預算要求曾使正直的議員們感到震驚，我們不知忍受了他們多少次憤怒的攻擊。但是，頭一天在國會會議上對我們大肆攻擊的那個人，到第二天就會打電話來，懇求我們把為他那個選區的一所社群學院制定的某項與軍事沾不上多少邊的計劃加到五角大樓的預算中去。正如一位委員會主席對我說的，不論在辯論中大家是多麼誇誇其談，到會議結束時還得使表決結果比50％多一票，否則預算就通不過。使票數發生擺動的因素，一些人稱之為豬肉，而另一些人稱作國防。我很快就明白了這種差別。原來，豬肉在另一議員的選區內就是國防開支。
與國會議員們正面交鋒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的支援票。但凡事要有一條界限。在我擔任溫伯格的軍事助理期間，有一次，我接到了得克薩斯州眾議員查爾斯·威爾遜的電話。威爾遜是堅決主張加強防務的，在為那些同阿富汗的共產黨政權和蘇聯軍隊進行鬥爭的聖戰者游擊隊爭取援助方面尤其得力。在此之前，查利（查爾斯的暱稱）給我們的立法事務辦公室打過電話，要求安排用軍用飛機送他到那個地區訪問。他想帶他的女友一起去，但被拒絕了。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後來，他給我打電話來，抱怨那些愛鑽牛角尖的官僚，說他知道我一定會把他們整治好。我清楚地知道查爾斯這一票是我們所依靠的，於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回答。“查利，”我說，“這等於是未經授權使用政府飛機。部長是不會批准的。”
他聽了這話，便責問起我來，問我是什麼人，是反單身漢派嗎？“讓我不帶上一位漂亮女士去世界各地旅行，那我絕對不幹！”我還是不同意。
“要是我偏帶上她到機場去呢？”他問。
“飛行員會拒絕為她開飛機，”我說，“而且，你也不應當這樣難為一位軍官。”他又發了一通火後，便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幾天後，當我收到眾議員威爾遜的一封信時，我感到很沮喪。他在信中警告我說，到討論提拔我當三星將軍的事時，他還是會有發言權的。我給他回信說：“您認為怎樣做正確就怎樣做好了。我也將繼續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認為正確的事情就是從下一個防務預算中砍掉三架C…12飛機，而且毫不隱諱他這樣做的原因。看來，公開與這位來自得克薩斯東部的一個保險地區的議員作對，不會損傷他一根毫毛。
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國會議員發生的第一次嚴重爭執。我從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不怕有對手，就怕有敵人。今天的對手可能成為明天的盟友。我設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關係，而且對他後來的一些實質性的要求儘量給予滿足。因此，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我們依舊得到他的支援票。那次飛機事件後，在一次正式宴會上，我見到了查利的女友，確是個豔麗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損失？”他說。他確實說得不錯。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討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