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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回答。
“請開啟背箱。”
我開始解釋收藏槍支的事。
“請開啟背箱。”那警察說。
我開啟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時也已過時的武器。
“請跟我來。”他拿起我的武器後,這樣對我說。
“聽我說,我是鮑威爾少將,”我說,“我是溫伯格部長的軍事助理。”
“請跟我來,長官。”他想把我鎖進帶隔柵的後座,我不幹。我像電影中那樣對他說,我可以不作聲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們走進設在五角大樓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辦公桌後面,已做好審訊人並向他們宣讀“米蘭達權利”的準備。我可沒想到會有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現了。“將軍,您在這兒做什麼?”他問。
“我想他們要逮捕我。”我說。
“這事交給我吧。”他對那位巡警說。然後他轉向我說:“您可以回辦公室了。我會讓人把您的槍送還給您的。”
我回去後,我的秘書南希·休斯向我解釋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原來,五角大樓4層(那是空軍的地盤)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書看到底下的停車場上有兩個人在擺弄一枝步槍。恐怖分子!她立即打電話報警。聰明機智的南希聽到風聲,立即通知了一個叫庫克“醫官”的人。
國防部是由國防部長掌管的,但是這棟大樓卻是由戴維·O·庫克“醫官”說了算。名義上,“醫官”是負責行政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可實際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樓上有人不好好幹活,需要教訓一下?去找“醫官”。你是助理部長,想要一個本該有的專用洗手間?“醫官”可以辦到。你在有名氣的濱河大門口的停車場找不到車位?找“醫官”試試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將被警察逮捕的少將嗎?“醫官”可替你效勞。“醫官”的權力大著哪,他是五角大樓的教父。像凱斯特這樣精明的人,在“醫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風。“醫官”當過海軍上校,對軍隊中的官僚機構瞭如指掌,他還當過律師,自有律師那樣的心計和頭腦。沒有庫克“醫官”,五角大樓早上連大門也開不了,因為別人不知道鑰匙放在什麼地方。在“醫官”和南希兩人的安排下,我獲釋了,而且無需交保證金和保釋金,也不必再受難堪。
我母親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發生過一次心力衰竭。恢復健康後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後來心臟病第二次發作。到最後,就像我父親去世前那樣,我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回紐約去。儘管她總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卻從未頹唐過。當她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她發出了牙買加人慣常的那種吸吮的聲音,接著來了一個翻譯不出來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邊,在我身上蓋些常青藤,以後就甭管了。”我感謝上帝賜給我艾達·貝爾。此時她已經在我媽媽家寄宿了25年。我父親患絕症期間,貝爾小姐幫過他。現在她在為我母親做著同樣的事情。我欠艾達·貝爾的情,今生今世也還不完。
莫德·鮑威爾於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週,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開車帶著全家回了一趟紐約,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個孩子對我母親那種親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動。孩子們全都稱她“寶貝”,他們之所以挑選這個讓人開心的稱呼是因為她總是這樣稱呼他們。
父親對我長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響,母親對我的影響同樣重要。我從她身上學到了終生受用的好習慣:勤奮工作,嚴於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從未停止做事。然而,雖然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愛卻並未因此而稍減。我永遠無法理解,她每天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做那麼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從未有得不到母親的百般照顧之感。父母是無法選擇的,我有這樣的父母,真是再幸運不過了。
葬禮在南布朗克斯區的聖瑪格麗特教堂舉行。那是我們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現在已經被現代派接管了。以前對我是那麼有意義的一切,那些畫像,那些詩,那些禮拜儀式,現在全都變了。教堂現在採用新的禮拜形式,而且聖瑪格麗特教堂這位年輕的現任牧師把現代風格發揮到了極點,他居然把上帝變成了一個沒有性別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懷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於理性的考慮。但是,發現自己據以成長的信仰基石原來是可以移動的,卻使我不能坦然。我母親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別、低調而毫不隆重的安葬儀式。我不記得我聽到牧師何時提到“上帝”一詞。我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