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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伯格部長和他的夫人關係極其親密，每次出訪都希望珍妮能夠同行。跟隨丈夫出訪的夫人們必須時時面對不熟悉的面孔，沒完沒了地與人有禮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臉上了，到了夜裡簡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鬆弛下來。珍妮·溫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內向。她為人熱情，聰穎，喜歡與人單獨相處，對扮演公眾角色不感興趣。溫伯格常邀隨行人員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做伴。9月22日，我們預定要再次出訪，這一次要繞地球一圈。溫伯格執意讓阿爾瑪同去，他是根據《應邀訪問條例》邀她去的。根據該項條例，她可以成為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我覺得，這樣引申下去，連部長的馬伕、勤務員和雜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溫伯格堅持他的意見。於是，阿爾瑪就去了。頭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遊客？是多餘的行李？她到底該做些什麼？
隨著訪問的繼續，阿爾瑪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她成了珍妮的隨身侍從。有些事珍妮不便對女主人說，她可以代說，例如告訴對方，部長夫人太累了（當時珍妮剛開始患骨質疏鬆症，疼痛難忍），是否可以把參觀伊特魯斯卡遺址的時間縮短一些？珍妮與阿爾瑪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當最後一個歡迎佇列散去，最後一次正式宴會結束後，她們就放鬆下來，在一起對對當天活動的記錄，然後交上去。
每次出訪我都不讓把阿爾瑪的名字列入隨行人員名單。溫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長先生，”有一次我說，“這一次確實沒有必要讓阿爾瑪去。”
“胡說，”他回答，“她對於我們這種訪問團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阿爾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從官。
10月13日，我們獲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賈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職，改任內政部長。對於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務，他既無天分又無興趣，幹起來真是勉為其難。克拉克與溫伯格一樣，都屬於里根的加州幫。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羅伯特·C·巴德·麥克法蘭，他以前是海軍陸戰隊中校，現在45歲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幫，這使溫伯格充滿憂慮。麥克法蘭與溫伯格毫無相似之處。他講起話來表情木然，不置可否，很讓人生氣。他接部長的電話時常常會這樣說：“嗯，謝謝你打電話來，祝你度過愉快的一天。”這種表現使溫伯格憤怒異常。10月17日，麥克法蘭接替克拉克當上了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法蘭手下的大紅人原來就是我們中美洲之行中領教過的那個盛氣凌人的海軍陸戰隊員奧利弗·諾思，現在他已經升為中校了。諾思很快就成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你若想辦成事，就得去找他。諾思這個人有出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但常常會幹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位助手到我辦公室來說：“將軍，諾思上校想要一個攜槍許可證。”
“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為什麼還需要槍？”我想知道他的理由。
“有人要暗算他。”我的助手說。
“是誰？”我問。
“他沒說。”
我回答說，諾思的個人安全與國防部長無關。讓海軍去考慮他在老行政辦公樓內是否需要帶武器吧，因為海軍陸戰隊歸海軍部管。
10月23日，即麥克法蘭就任國家安全顧問6天之後，我又一次在午夜接到全國軍事指揮中心打來的電話。這一次毫無疑問要立即驚動溫伯格了。恐怖分子的一輛裝滿炸彈的卡車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附近的機場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給炸翻了。訊息又是零零星星收到的。我知道部長是最害怕死人的事的，可我每次打電話都不得不把更多可怕的訊息轉告他。溫伯格就任五角大樓首長時，取下了美國第一位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的掛像，因為他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跳樓自殺了。溫伯格用來取代福雷斯特爾掛像的是從華盛頓博物館借來的提香的一幅色彩明快的作品。這天晚上，我打的每一個電話都像是對部長的當頭一棒。找到了80具屍體，100具，150具。最後，總共有241名海軍陸戰隊員喪生。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了貝魯特市區的另一個兵營，有77名法國官兵被炸死。
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駐在黎巴嫩是出於一個模糊的想法：要提供一種“存在”。前一年，即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把巴解組織的恐怖分子最終一舉趕出這個國家。這一行動打破了向來不可靠的中東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