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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我們常常是吵架多於合作。卡盧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內閣幫助制定、得到總統認可並且得到國會理解的明確的立場。
例如，幾個月之後，當美國軍艦“斯塔克號”在波斯灣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飛魚”式導彈擊中的時候，由於我們有了一項既定政策，我們就不必向國會解釋為什麼那艘軍艦會呆在那裡了。那次襲擊是個不幸事件，有37名美國水兵喪生。但是，這個不幸事件是發生在實現一個前後一致的總目標——使石油運輸通道保持暢通——的過程中。當一艘懸掛美國國旗的科威特油輪在波斯灣撞到一枚水雷的時候，我們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機對付過去了，因為這一事件也是在同樣政策背景下——保證石油運輸不中斷——發生的。以前就沒有這種前後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這場災難。政策研究小組成了我們在政府內部形成一種得到廣泛理解和同情的對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個大問題是對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馬克思主義桑地諾政府鬥爭的孔特拉怎麼辦。奧利·諾思為孔特拉安排的那種避開國會的一項禁令的後門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處的根源。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抹煞孔特拉事業的正義性。然而，在應當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問題上，政府內部、乃至在支援他們的人中間，形成了鮮明的兩派。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認為孔特拉對於繼續向桑地諾分子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走到談判桌旁是有用的。我們希望能在談判桌上說服他們在國內實行民主，停止輸出共產主義。卡普·溫伯格則以一種羅曼蒂克的心態看待孔特拉，把他們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蘇聯人作戰的聖戰者一樣的組織。在他看來，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戰士，他們為解除馬納瓜的桎梏而做的認真努力值得我們給予全力支援。
我喜歡從基層瞭解事情的真相。在這個問題上，我最好的訊息來源就是一個叫艾倫·菲爾斯的人。他是中央情報局中美洲特工組組長，負責向孔特拉供應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食品藥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我問菲爾斯：“孔特拉最終能把多少軍隊投入戰場？”他說，充其量也許能有1。5萬人。“這樣一支部隊有希望從山裡出來，打敗桑地諾軍隊嗎？”菲爾斯說，根本沒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沒有可能站起來支援孔特拉？”菲爾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對我來說，問題就解決了。孔特拉是一張用來施加壓力、促成以談判解決問題的牌，但他們本身並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僱了一個名叫何塞·索爾薩諾的堅決反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來做我們的拉丁美洲事務顧問。何塞管我叫“我的將軍”，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來都是這樣同將軍打招呼的。
為了使我能更好地瞭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邁阿密會見他們的一些得到中央情報局支援的領導人。我見到的人可謂良莠不齊。孔特拉的軍事司令恩裡克·貝穆德斯上校作為一個時刻準備為自己的事業而獻身的真正的自由戰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過是在桑地諾分子接管權力的時候，不收容的腐敗的索摩查政權的遺老遺少而已。有人形容他們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東西方兩極分化的那個年代，我們是什麼人都不嫌棄的。
我同何塞·索爾薩諾以及白宮的兩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頓和艾倫·科拉諾維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爭取國會給予足夠的支援、使孔特拉能維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幾個月，國會就有一個資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討論。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贏得支援。在殺傷性武器援助方面，我們也可以指望像眾議員鮑勃·米切爾、米基·愛德華茲和參議員戴維·博倫、沃倫·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這樣一些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的堅定支援。但是，要使大多數民主黨人批准提供武器彈藥，那真比登天還難。
一天晚上，正當一個議會委員會又在辯論一個法案的時候，我感到我無法說服民主黨人不要立即切斷對那些正在為民主而戰的人的援助。“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故事，”我說，“我在叢林中呆過，我在孔特拉現在所呆的地方呆過，只不過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無法想象我們當時是多麼急切地盼望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每隔兩週給我們送補給品來。我們依靠那些東西活命，而不是用它來享受。孔特拉現在就處於這種境地。”我指出，我們現在不是在一個有空調的高階房間內舉行一個對外政策研討會。“我們現在談的是讓那些對美國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還是任其死去的問題。”這時，房間內變得鴉雀無聲。有些民主黨人點起頭來。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