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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休息了一會兒，讓雙方都有時間商量一下。
當我們回到會議室的時候，我發現特德·史蒂文斯和沃倫·拉德曼落在後面，彼此耳語著什麼。我們在會議室內坐好之後，我準備告訴民主黨眾議員戴夫·奧貝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這時，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來，說除非民主黨人也同意確定一個國會討論追加對孔特拉援助問題的新的最後期限，否則他不贊成前面達成的協議。這個要求以前也提出過，被民主黨拒絕了。拉德曼也高聲說，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見，說完，兩個人就開始退場。到了這個時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經感到厭倦的民主黨人就做了讓步。會後，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兩人一道從國會山抄近路回家的時候，他們兩個大笑起來。原來，他們的退場只是一種表演，而它奏了效。他們說，我這個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這種遊戲。在五角大樓和白宮，我也許已經畢業了。但是在國會這所大學裡，我還只是個新生。
凌駕於我們所關注的所有其他問題之上的是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的防務戰略和預算幾乎完全是我們認為蘇聯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圖的反映。蘇軍的規模和狀況是我們擴充自己兵力的依據。在全世界各地的衝突中，我們幾乎總是從東西方競爭的角度來決定站在哪一方。蘇聯新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把這種老的冷戰公式完全顛倒過來了。看來，戈爾巴喬夫更重視解決蘇聯國內問題，而不願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進行毫無結果的冒險。他也不想再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鉅額赤字付款了。只有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他才能減少蘇聯龐大的軍費開支，把這個國家的財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爾巴喬夫表示願意透過談判來銷燬中程核導彈。這意味著要銷燬蘇聯的SS…20導彈。對我們來說，則意味著銷燬陸軍的潘興…Ⅱ導彈和空軍的地面發射的巡航導彈。當時，羅納德·里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從這樣的地位出發，他具有的遠見和靈活性是那些只會做出機械反應的冷戰鬥士們所不具備的。他承認戈爾巴喬夫是新時代的新人，為和平帶來了新的機會。雙方可能達成一項關於中程核力量的協議，這個光明前景意味著整個一個級別的核武器將被全部銷燬，這還是自原子時代開始以來的第一次。
正當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致力於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時候，美國人的注意力卻集中在國會兩院關於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聯合聽證會上。5月5日開始的這種聽證會吸引的聽眾像肥皂劇一樣多。聽證會期間，美國人看到了奧利·諾思的不尋常的表演。委員會為諾思派定的角色是無賴，但他卻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觀眾眼中變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愛國者。我不屬於這些觀眾之列。不管諾思的動機多麼好，他總歸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銷售籌款來做了被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採用一種對總統和國會不負責任的做法幹這種事。這是錯誤的。
國會的調查委員會沒有傳我去作證，但是我於6月19日那天主動地就我在幫助安排向中央情報局調撥“陶”式導彈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員會的律師們提供了證詞。我是在白宮的情況室內同參議院的首席律師阿瑟·利曼和眾議院律師約瑟夫·薩巴會面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國防部為什麼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導彈運給伊朗，而是先把它們調撥給中央情報局。我重申了溫伯格部長的考慮。“他認為把武器運給一個像伊朗這樣的國家，不是國防部該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辦，那就應當讓政府中那些能夠做也同意做這種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隨口說了一句：“也許我應當知道這一點，部長有沒有日記？”
“據我所知，部長是不記日記的，”我回答說，“他倒是有一些筆記，但我不知道他用這些筆記做什麼，也不知道他把這些筆記怎麼處理了。”我從未見他記過夠得上通常意義上的日記的東西。但我提到“筆記”，因為我記得那些儲存在他辦公桌抽屜裡的小白紙簿。我從未讀過這些筆記，所以我不認為我應當把這些東西說成日記。我以為這些律師一定會接著再提問題來對我施壓，但他們卻轉而談起別的問題了。這些筆記不是什麼秘密。《時代》週刊後來刊登了一張照片，拍的是溫伯格在去職的前一週捆包這些筆記的情景。這些筆記後來被放到了國會圖書館，沒有銷燬，也沒有轉移。
我本希望這次談話後，我同這件事再無干繫了。然而，當獨立律師勞倫斯·沃爾什把他對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調查無限期延長的時候，這些筆記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