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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份報告於1993年12月3日公佈時，它是這樣寫的：鮑威爾在1985年也是“瞭解向伊朗運送武器的詳細情況的”。這真是大錯特錯了。當時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議，但是在1986年裡根簽署《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授權同伊朗做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經實際運送了武器。“鮑威爾最初提出的有關這一計劃的說法是坦率而前後一致的。”報告得出結論說。它接下去又說：“……但是，他的有些說法則值得懷疑，看來基本上是為了保護溫伯格才這樣講的。然而，由於獨立律師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鮑威爾故意發表虛假宣告，這些問題無法追究下去。”我對這些話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憤怒。他們根本沒有理由來評斷我是否真的發表了虛假宣告。而沃爾什這份報告卻在暗示我說了假話之後把這個問題撇開不談了，只留下一個不公正的、沒有根據的結論。被冤屈的不僅是我一個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類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過，這份報告至少對我而言是給伊朗—孔特拉事件畫上了一個句號。但是，獨立律師對溫伯格卻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訴，儘管布什總統在去職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許多人都去找過總統，建議赦免他。溫伯格是個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訴對他而言就是奇恥大辱。正是這個人，從這個用武器換人質的計劃出籠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為“荒唐的”想法。這個計劃實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對，直至里根總統決定照辦時他才停止鬥爭。如今，他不僅沒有受到讚揚，反而受到一個不受任何約束、有的是時間和經費的獨立律師的百般折磨。對卡普·溫伯格的指控是對公理的嘲弄。
弗蘭克·卡盧奇把政策研究小組會議幾乎完全交給我來管。多年來，我吃夠了那些沒完沒了、毫無意義、白費時間的事情的苦頭，因而自己為舉行會議立下了幾條規矩。第一，事先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就議程問題提出建議，但是最後的議程由我來定，然後在會前散發給與會者。第二，一旦會議開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議程。第三，每個人都知道會議將進行正好一個小時，前5分鐘和最後10分鐘都是留給我的。我在前5分鐘內說明為什麼要開這次會，到會議結束之前應當就什麼問題做出決定。此後的20分鐘讓與會者陳述他們的意見，其間不得打斷他們的發言。接下去是自由發言，透過那些做姿態的部分來研究各種意見的實質，批駁那些站不住腳的理由，共同向那些極端可憎的觀點開戰，一般來說大家還是比較開心的。50分鐘過後，我再度掌握控制權。我用5分鐘根據我的理解對大家的觀點加以歸納，與會者如有不同意見可以用1分鐘的時間提出來。在最後的四五分鐘內，我把作為會議一致意見提出的結論和決定拿出來，然後就散會。誰有意見回去向他們的頭頭抱怨去，他們的頭頭可以向卡盧奇申訴。這種辦法看起來是行之有效的。
5月下旬，我們全家到威廉…瑪麗學院參加琳達的畢業典禮。回家的路上，琳達對我們說她真的很想當演員。我們的幾個孩子都是學校劇團的積極分子，但是，以此為職業？成功的機會比買彩票中獎的機會還少。琳達還鼓起勇氣問我能不能供她到表演學校去上學。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同意了。做父親的不就天生是一個往外拿錢的人嗎？琳達報名上了紐約曼哈頓廣場戲劇學校開辦的一個為期兩年的表演班。有趣的是，將近30年前我欣然離開老家紐約，如今我的一個孩子卻要回老家去了。
6月27日下午我回到辦公室時，仍在德國任第七軍軍長的安迪·錢伯斯中將剛好打電話來。接到安迪的電話我當然高興，但我心裡在想，他找我有什麼事呢，是不是要談我兒子邁克的事？我猜對了，但卻是壞訊息。“邁克受了重傷。”安迪說。但他又趕緊補充了一句：“不過他沒有生命危險。”他把大致情況向我做了介紹。當時邁克和另一位中尉烏爾裡克·佈雷希布林乘坐著技術兵伯澤駕駛的一輛吉普車。這輛吉普車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車。邁克被丟擲車外，可是翻滾的吉普卻壓在了他身上。另兩個人只受了輕傷。紐倫堡的陸軍醫院很快會打電話來詳細告知邁克的傷情。一個人聽到這樣的訊息，他的心情是很難描述的。當時，我的腦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轉，另一半則在竭力理出頭緒，看看應當怎麼辦。我對弗洛倫斯·甘特說，我要回家去把這個不幸的訊息告訴阿爾瑪。弗洛倫斯馬上開始安排我們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時，阿爾瑪正在廚房從洗碗機內往外拿洗好的碗。她問我這麼早回來有什麼事。我對她講了。起初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