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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作戰計劃，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設立了一個代表陸軍、陸軍航空兵和海軍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羅斯福的親信和助手威廉·萊希海軍上將領導該組織，並充當與總統的聯絡人。萊希的頭銜是“陸海軍總司令的參謀長”。於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成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我們的組織。
1947年，根據國會法案確定建立永久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於1949年設立了主席職位。奧馬爾·佈雷德利上將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來，該機構一直指揮著美國軍隊，其體制根據法律偶爾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軍陸戰隊司令被批准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大部分會議，並在1978年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式成員。
這一制度有著嚴重的缺陷。除了主席以外，每個參謀長都是本軍種的首長，而政府卻指望他會拋棄為本軍種謀利益的本位主義，以國家利益為重。要平衡和兼顧兩方面的利益是困難的。參謀長們要調製“紫色”是不勝其難的，“紫色”是五角大樓採用的一個隱喻，意即把綠色（陸軍）、藍色（空軍）和白色（海軍）軍服的顏色摻和在一起，達到水乳交融的紫色境界。把這些有雙重頭銜的領導人放在一起，期望他們能達到“聯合一致”，這根本是痴心妄想的目標。然而，現代史中每一個重大的戰局都是諸軍種聯合行動，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與聯邦海軍部隊聯合行動，南下密西西比河，分割了南方邦聯；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期間指揮的仁川登陸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聯盟作戰行動——盟軍在法國北部的諾曼底登陸作戰。在當今時代，聯合一致與其說是人為地建立起的一種機制，不如說是出於形勢的需要，在關鍵時刻的必然產物。
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責任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但這必須是參謀長們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個人的意見。所有參謀長要達成一致看法，唯一的途徑幾乎就是相互遷就，彼此照顧。結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1600人的聯合參謀部花費了成千上萬個工時，拿出來的是冗長的、誰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興的檔案。這種檔案每一位參謀長都能接受，但對國防部長或總統卻幾乎毫無用處。為處理這樣的檔案而制定的折磨人的慣常程式可以為13世紀教皇統治下的古羅馬元老院增添不少光彩：先有白封皮草案，接著是橘黃色封皮的草案、綠色封皮的草案，最後才是經過批准的貼紅條的正式紅標頭檔案。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這些缺點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見，這一鬆散的組織機構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麼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提出明確的主張，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這種有缺陷的機制一直執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維·瓊斯上將任上，他於1982年剛退休後不久，直言不諱地痛述其弊端。瓊斯上將提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應成為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最重要”軍事顧問，並應被授予更大的權力來領導為各參謀長服務的參謀部。當時的陸軍參謀長夏伊·邁耶上將曾想要完全取消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之以成立國家軍事委員會，其成員不對特定的軍種負責，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於協調整個武裝部隊。這些建議引起了一場爭論，其結果是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和眾議員比爾·尼科爾斯提出倡議，並使國會於1986年透過了國防部改組法，通常稱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
該法第一次賦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真正的權力。作為“最重要的軍事顧問”，他可以直接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陳述他自己的主張。他不再侷限於先呈報參謀長們摻了水的一致性建議，然後再小聲地談他個人的看法。然而，參謀長們仍然是顧問，要鼓勵他們提出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見。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還將聯合參謀部的1600名人員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而不是多頭的參謀長法人團體的領導之下。即使進行了這種改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仍未置身於指揮系統之中。但國防部長可以要求各項軍事命令透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下達給野戰司令官，切尼就是這樣做的。
比爾·克勞上將是一位過渡時期的主席，因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是在他任職期到一半時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參議院的確認，那麼，我就是第一個整個任期內都掌有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所賦予的權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參議院正式確認了我的任命，我是擔任此職的最年輕的軍官、也是擔任此職的第一個非洲裔美國人和第一個後備軍官訓練團的畢業生。出身於南布朗克斯區的移民後裔躍升到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