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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當然，我深感榮幸，如果您和總統都要我幹，我從命，並盡力幹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亞特蘭大是愉快的，目前並不想挪動。”我沒有明說我真正的擔心所在。這是一項嚴峻的重任。在15個按法律夠條件當主席的四星上將中，我是資歷最淺的一個。我肩上戴的第四顆星剛滿4個月，而幾個資歷較深的候選人則早已是四星上將了。
布什總統顯然也持有同樣的保留態度，因為切尼接下來說，“總統想知道，你的任命會不會使你同其他資格更老的三軍將領的關係難處。”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諾的支援，而且我同其他軍種的主官有著良好的關係。我說：“我對此並不擔心。”決不能讓他們看出你提心吊膽。
“好極了，”切尼回答說，“我要推薦你。但是，你知道，這事是由總統作決定的。”
直到我們坐上回亞特蘭大的利爾噴氣機後我才告訴阿爾瑪。“我們又要搬家了。”她說。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來電話說，總統已批准了他的推薦。我將接替比爾·克勞。總統要我次日返回，參加玫瑰園的任職宣佈會。當晚我飛往華盛頓，阿爾瑪決定留在亞特蘭大，因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兒琳達和安妮瑪麗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園只有邁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總統首先表彰了比爾·克勞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所做出的傑出功績，然後宣佈他要提名我為第12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由於有待參議院確認，我有6周的時間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交接工作和準備上任。在以後的幾天裡，各軍種主官和每個主要的四星將領都前來表示祝賀與支援，這種支援正是我所需要的。顯然，總統的擔心也消除了。
我還碰上一個難關。在任命我當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辦公室接待前來祝賀的朋友時，一名手戴橡膠手套的年輕少尉出現在門口。原來陸軍對濫用麻醉品問題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並透過隨機的尿樣測試來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隨機決定檢驗人員時我的軍號被選上了。我向朋友們表示歉意後去參加測試。我順利透過了尿檢。
在宣佈我的任命後的星期天，《檢閱》雜誌登出了一篇有關我的封面報道。時機之巧似乎說明，雜誌社裡某個人對主席任命一事知曉內情。實際上，《檢閱》雜誌是提前幾周就排版付印的，而這一期早在總統選中我以前就排印好了。戴維·沃利津斯基要麼是直覺本能的應驗，要麼是僥倖碰上了好運。這篇報道確實產生了一種驚人的意外效果。沃利津斯基一貫熱衷於尋找富有人情味的題材，而我在亞特蘭大的秘書——一個名叫卡米·布朗的能幹的陸軍軍士向他透露，我在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我的處世格言。沃利津斯基打來電話，要我讀幾條給他聽。我念道：“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糟，到明天早晨情況就會好轉。”“要檢查細節，作抉擇時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懲罰。”以及其他一些我生活中所經歷的教訓。他收集了這些思想見解中的13條，並以《科林·鮑威爾的守則》為題附在《檢閱》雜誌的文章中。我開始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個要這些守則的請求，以至於我不得不大量印成卡片。考慮到讀者仍感興趣，這些守則附在本書末尾，謹供參閱。
在宣佈提名我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3天后，突如其來的噩耗使我猶如遭到五雷轟頂，悲痛不已。在紐約市立學院“潘興步槍會”期間，我的楷模、導師和鼓舞者龍尼·布魯克斯因大面積心肌梗塞去世，享年54歲，我乘飛機趕往紐約奧爾巴尼的大都會浸禮會教堂，參加布魯克斯的葬禮並致悼詞，讚揚這位傑出人物和他勇敢的妻子埃爾莎，以及他們養育的3個好兒子。當時，我還看到幾位原“潘興步槍會”的好友，其中有羅傑·蘭格文和加拜·羅梅羅等人時，忍不住驚歎人生的無常。要不是我遇上了這位鼓舞我前進的布魯克斯——決心當一名文職化學研究人員的完美的軍官學員，我今生會走上今日所走的道路嗎？
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兩星期之後，溫斯頓·丘吉爾率領“參謀長委員會”成員，即英國陸海空軍主官前來華盛頓。該委員會於1923年成立，此時的任務是協調女王陛下的陸海空三軍將士對軸心國作戰。美國當時沒有類似的機構來與英國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