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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但願布魯克哈特上校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訓練大廳此時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時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爾·克勞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結束，而這個星期日是我擔任主席職務的頭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辦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東西，五角大樓這時實際上空無一人。克勞曾在他辦公桌後的滿牆壁的書架上擺滿了五顏六色的軍用帽盔頭飾。他拿走了帽盔，書架已空無一物。我在腦子裡記下要給我的舊時蓋爾恩豪森好友、現為陸軍史學家的比爾·斯托夫特打電話，並要他給我送來裝訂著綠皮的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後來，我打電話時，他的助手問我要多少本。我回答說：“能填滿35英尺高的空間的數量。”
出於安全的原因，主席辦公室的窗戶都塗上了塗料，因為窗戶距五角大樓熱鬧繁忙的主要入口——濱河大門口只有幾英尺遠，往來的班車都在這裡停靠。塗了塗料的窗戶使我無法極目遠眺波托馬克河對岸的國會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國首都華盛頓南邊的地名，在波托馬克河旁——譯者注）的揚帆，甚至看不見五角大樓的校閱廣場。這種情況也必須改變。庫克“醫官”的一幫人費盡心機終於想出瞭解決辦法，那就是塗上單向防彈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隊上班車的僱員們卻看不到裡面。幾年來，我發現我自己處在一個理想的位置上，目睹著日常的人間戲劇，從國防部官員的小集團活動到熱衷於幽會的情人一一盡收眼底。
在任職的第一天，我在辦公桌上放了插著“雪飛”鋼筆的大理石筆架，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獲得“第四連優秀學員”的獎品，從此後無論我到哪裡工作，它總是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我還打算掛出陸軍部隊司令部工作人員在我離別時所送的禮品——一幅題為《跟蹤維多利奧》的唐·斯蒂弗斯的印製版畫。這幅畫描繪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騎兵團士兵搜尋一名阿帕奇戰士。同時，我想擺出斯圖·珀維安斯在我獲得第一顆將星時所贈的安框的林肯信函。這位總統在信中說，任命新的將軍易，補充失去的戰馬難。
那天下午，阿爾瑪和我參加了我表兄阿瑟·S·“索尼”·劉易斯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家庭宴會。劉易斯是個了不起的人，他行伍出身，從一名海軍士兵幹起，後來在達特茅思學院取得學位後當上了美國駐獅子山大使。我的姐姐瑪麗琳和姐夫諾姆，以及從各地來的姑、姨、叔、舅們和堂表兄弟姐妹們濟濟一堂，大家慶祝我們家雙喜臨門——我的新職務以及邁克和簡結婚一週年紀念。我童年時代感受過的歡樂與溫馨一一重現在眼前，宴會一直到酒幹興盡方散。午夜時刻，阿爾瑪和我才在我們所住的邁爾堡要人賓館——溫賴特宮入睡。我們在這個要人賓館裡將一直住到主席官邸裝修完畢才能搬進去。我剛躺下只兩三個小時，電話鈴就響了。
第16章 “主席先生，我們碰到了麻煩”
我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剛過24小時，聯合參謀部作戰部長湯姆·凱利中將就來電話叫醒我，向我預報在巴拿馬正醞釀著一場反諾列加政權的政變。凱利說，我在幾分鐘之後會接到剛在巴拿馬接任南方總部司令的馬克斯·瑟曼上將的電話。
我們又走到一起了。
儘管馬克斯·瑟曼擔任新職務只比我任新職早一天，但在潛在的危機時期調他到巴拿馬是令人放心的。他是一位傳奇式人物，被認為是陸軍中最能幹和最剛毅的軍官之一，還是一位工作刻苦的單身漢，除了工作外似乎別無愛好。由於他動不動就激動，大家給他起了個親暱的綽號“瘋子馬克斯”。
過去6年裡諾列加不時出現在我的雷達螢幕上。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83年9月我隨卡普·溫伯格赴拉美訪問期間。那時候奧利·諾思已成為我們一行中極顯眼的人物了。在那次訪問中，我們先和巴拿馬的新傀儡總統、上過斯坦福大學的裡卡多·德拉·埃斯普利拉進行了一次形式上的會晤，然後我們在巴拿馬國防軍司令部大樓，即指揮部會見了該國的真正統治者、巴拿馬國防軍司令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諾列加准將。我發現諾列加是一個毫不起眼的人，麻子臉上長著一對骨碌碌轉動的小眼睛，還擺出一副妄自尊大、洋洋得意的樣子。看到他彷彿碰上魔鬼一樣，我立刻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25年來諾列加一直為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工作。他與古巴、利比亞和其他情報主顧們有往來，而且他還允許克格勃在巴拿馬自由活動。你收買不了諾列加，但你可以租用他。我們自己就利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