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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就難說了。但是，我贊同惠特尼·揚的見解。我既讚揚實施進軍、靜坐和示威的突擊隊，也讚揚乘火車過125街專為他人尋找工作的人。我更讚揚那些以自己的生活作出榜樣的人們。我敬重千千萬萬普通的非洲裔美國人，他們日復一日地辛勤勞作，養家餬口。他們同其他所有種族的美國人一樣是美國的脊樑。
作為陸軍部隊司令部司令，我統率著25萬現役部隊和25萬後備役部隊，我還統管著近50萬國民警衛隊官兵的訓練工作。我常年在外奔波，視察從佛羅里達到阿拉斯加的所有部隊。我對每一個師的師長了如指掌。我所發現的情況遠遠超過了我們對里根—溫伯格加強國防的最樂觀的期望。我們已擁有一支做好高度戰鬥準備的、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的軍隊。但是，打誰？在哪兒打？在冷戰迅速消融的新時期，我發現我們的指揮官們仍抱著美蘇大戰的觀念不放。我曾有幸親眼觀察到蘇聯這塊磐石上的第一道裂紋。在莫斯科、華盛頓和加弗納斯島時我曾坐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對面，聽他親口承認蘇聯在冷戰中失敗了。我曾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單方面地把蘇聯兵力裁減50萬人。我還看到我們的宿敵與我們合作，使安哥拉和奈米比亞問題和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戰爭取得了和平解決。
我的一些同僚預見到需要改變方針。我的導師約翰·威克姆將軍建立了輕型快速機動師，以便進行與蘇聯威脅無關的作戰行動。陸軍參謀長卡爾·沃諾預見到軍隊面臨著困難的轉變，即從以往龐大的軍費預算轉向未來必不可免的軍費縮減。還有一些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正在發生的變化。但是，對於大多數美國軍事機構來說，好像我們的主要敵人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打道回府了，而我們卻還準備與之進行一場迎頭的衝撞。我決定利用陸軍部隊司令部的這個講臺來發表一番具有現實感的演說。真是天賜良機，我的老上司——利文沃思堡的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傑克·梅里特將軍邀請我在美國陸軍協會主持的一個研討會上講話。該協會就是陸軍的工會，由傑克主管。我欣然同意了，但我事先向傑克打招呼說，我要講的話對參加這種盛大社交聚會的陸軍領導人或國防承包商來說，可能不大中聽。
5月16日，在陸軍軍事學院附近的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的一家賓館裡，我面對著堪稱群星雲集的三星和四星將領以及眾多的其財力足以武裝半個世界的巨頭們。我（向約吉·貝拉一鞠躬後）發表了題為《未來世界決不像過去那樣》的演說。我指出，儘管在我們面前眼睜睜地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還有那麼一些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馬基雅弗利式的陰謀家，他試圖騙我們放棄戒備。不，我說。對他行為的真實解釋是“蘇聯內外交困，虛弱無力。蘇維埃制度已經破產，戈爾巴喬夫就是破產財產的保護人”。我闡述了戈爾巴喬夫政府在哪些領域幫助促成了和平，並說：“在公眾和軍事人員看來，北極熊現已戴上斯莫基熊帽①，並扛上鐵鍬去撲滅山林之火。我們的北極熊現在溫順多了。”我有意要將這次演說當成喚醒人們的號召。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打瞌睡，我也感到了室內聽眾聚精會神的認真氣氛。
在我預先準備的演講稿中還有兩點看法，我刪去了又恢復，後來又刪去了。那天沒有一個記者到場，難道我在當時不能直言不諱地向同事們說嗎？這是我可以說的時候。於是我就說了。早在1989年，我曾預測：“如果明天早上我們開啟北約組織的大門接納新成員，那麼在一週之內，我們就會在我們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些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還有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甚至還可能有烏克蘭的申請書。事實上，上一週蘇聯喬治亞的反對黨成員們，就他們地區的未來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有的人主張不結盟，有的人主張參加北約組織。”我的這番言論對於在場的聽眾來說，好像我似乎在預測我們將加入華沙條約組織一樣令人驚奇。我接著說：“蘇聯的軍事機器仍然像以往一樣龐大、有害和可怕。實際情況還沒有改變。但我相信它將改變。”這對美國軍隊來說意味著什麼呢？美國人民仍要支援國家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們曾有過的那種軍費增長已是過去的事情了。這點你們能料想到。”至於未來，“我們必須要明智地花錢，要把錢用在刀刃上。”我們必須要在別人向我們提出難題之前首先問問自己：“我們需不需要這個專案？”當答案是否定的時候，我們必須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承認我們應當縮減部隊，又要看到我們必須繼續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頂呱呱的軍隊”。
